Bob Dylan与台湾民歌《四十年》
kukumao @ 2016年10月30日 乐活
|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专栏作家 张铁志
“当时洋溢在野人咖啡馆的音乐，还有Bob Dylan与Joan Baez，还有500 Miles，最红的是Peter, Paul and Mary的版本吧？” 这是林怀民小说《蝉》中的一段，那是1968年的台湾，那个青年林怀民还没去过美国学舞，还没成立“云门舞集”。 六零年代的文艺青年们在森冷的白色恐怖下，是苦闷而失落的。来自西方的民歌，以及民歌所反映出的美国青年文化，成为黑暗世界的一道光，批判的光，理想与希望的光。 几年之后，另一群听着西洋民歌长大的年轻人，开始不想只是唱别人的歌，而是唱自己的歌。 就在鲍勃・迪伦（Bob Dylan）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上周五，关于台湾民歌运动的纪录片《四十年》也正式上演，这是美丽的历史巧合。 这部纪录片脱胎自去年“民歌四十”的演唱会。四十年，是因为1975年民歌手杨弦举办了一场民歌演唱会，而后出版个人首张专辑《中国现代民歌集》引起轰动，而被视为民歌运动的起点。（虽然前一年胡德夫已经开了个人演唱会，名叫“美丽的稻穗”。）接着，一个个年轻人弹起吉他，唱自己的歌。 电影《四十年》的导演侯季然说得好，他拍这部片子并不是要让大家回到那个纯洁的年代，只是进行一场怀旧之旅。的确，七十年代绝对不是一个纯洁的年代，反而是一个黑暗的年代，因为战后建立起的威权体制仍在无情地镇压思想与言论自由。 那也是一个燃烧的年代：一如1977年中坜事件燃烧的火焰，是民众在黑暗时代中点燃抗议的火光。 文化上也是。新一代年轻人希望燃烧出新的光亮，民歌就是战后青年们第一次追求在音乐上发出自己的声音，并深深改变与形塑台湾后来的流行音乐。 《四十年》这部纪录片并不只是要回溯历史，或者分析民歌的影响，而是要聚焦在人的故事。民歌青年们四十年来的故事：他们有的人（杨弦）从台大远赴美国（这是七十年代的另一种典型精神），有的人（胡德夫、杨祖B）走入社会和政治运动，有的人（如李宗盛和吴楚楚等）成为台湾流行音乐最重要的创作者、制作人、音乐工作者，有的人后来从商（李建复），有的人（侯德健）去了中国大陆，然后在八九后离开中国后来又回到北京，更多人生病了，老去了，被大家遗忘了，或者仍然在他们的生命中轻轻地唱着属于那个青春时光的歌曲。 这使得《四十年》具有独特的“人”味，你看到岁月在这些熟悉的歌手身上留下的刻痕，也看到他们如何曾经在历史上留下他们的青春歌声。 他们也当然受到迪伦和美国民歌很深的影响。 胡德夫曾在与蒋勋的对谈中（2006年《印刻》杂志）提到他们当时听到西方的民歌充满了反叛气息，非常震撼，深感“美国那些唱歌的朋友，跟我们年纪也差不多，他们怎么会写那样的歌？”几年后在与我的对谈中，胡德夫说：“Bob Dylan是那样写他看到的东西，就像Woody Guthrie讲的，he write what he saw（他写他所看的东西）。……那时台湾很少有这样的歌，会直接把生活反映到歌上的。我也写了《牛背上的小孩》、《大武山美丽的妈妈》，但是一直到《为什么》这样的东西时，我才是在写我看到的东西。” 不过，大部分歌手并不是胡德夫。 贯穿电影《四十年》的主角人物、也被誉为民歌之母的陶晓清女士在《民歌40》一书中也反思：“我每次听Bob Dylan的音乐都很感动，歌词透露出来的不论是关心、是伤感，是愤怒或是抗议，都让我大开眼界。那时还有很多很有意义的也非常好听的西洋歌曲，有的关怀弱势，有的谈人权，有的反越战，有的谈世界和平，我听着又欢喜又感动。回头来看台湾歌坛，当时的国语歌曲中，这样的歌太少了。” 不过，这样的歌太少，不是民歌手们不唱，而是他们不能唱。他们的理想与热情只能困在一个枷锁下。 少数想要结合民歌抗议精神的歌手中，杨祖B被体制打压、个人专辑被政府回收，后来转向政治运动，胡德夫也在八零年代之后更投入原住民权益运动，而更先锋的李双泽则在1977年不幸过世。 《四十年》是一部非常动人的纪录片，它呈现了民歌如何作为好几代人的青春之歌。但只是当我们唱着这些美好“纯洁”的歌曲时，不要忘了那个时代的残酷。
来源：FT中文网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