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还在酒店隔离的病人想进方舱，因为这里起码有药吃，有医生看，悬起的心有着落。一旦进了方舱，目标转向，变成“出去”，心又高悬，痊愈者期盼出院，重症者亟待转院。假如没有方舱，他们就无处可去。 本刊记者 | 驳静（发自武汉） 进入方舱
武汉客厅顾名思义，它是武汉这座城市为自己建造的大客厅，曾举办大型博览会、大型嘉年华、大型艺术展。2月7日由“厅”变“方舱医院”，开舱收治新冠肺炎病人。它由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挑头，该院副院长章军建总体负责。章院长同意我们进入武汉客厅方舱，前提是自备防护用品。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副院长章军建教授，担任武汉客厅方舱医院院长。（黄宇 摄） 出发前，我在包里装上收藏好几天的3M防护服，具体型号未知；护目镜，但是过大，上次戴它，只觉得两侧漏风，但也比没有好；医用N95标准口罩，来武汉十天，第一次舍得拿出来用；医用手套，戴上去很舒服，与手指严丝合缝，像第二层皮肤，而不是那种吃小龙虾的手套。我把这些装备都掏出来，忐忑堆到“前台”桌上。几位护士凑过来一看，“防护服不行，达不到标准”，“口罩什么时候开始戴的”，“今天新戴的也不行，带子太松”。不到半分钟，我收藏的家底被悉数否决。
“前台”准确地讲是个登记处，警察、保安、技术人员等，进入方舱前，得在此处登记姓名电话与时间，体温现场测量，一并记录在案，由一位资深护士把握。2月13日这个下午，轮班护士是新疆医疗队成员。登记处设于一间大帐篷内，帐篷搭在武汉客厅C厅正门口，穿戴防护服也在此间，两侧各是男女更衣室，同样由帐篷搭成。视野放宽，武汉客厅方舱整个指挥部都在这片空地上，大门口有警察执守，指挥部帐篷呈灰黄色，医护人员帐篷为白色，几辆“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字样、上海牌照的救援卡车一字排开。它们搭成维持武汉客厅方舱医院运转的骨架。
章院长虽然强调“自带防护”，护士自然不会放任我们使用那些不合规的防护用品。要消耗一套紧缺用品，我心中更是不安。洗手，穿隔离衣，戴一层手术手套，手套拽到隔离衣袖口。接着是口罩，“贴紧”，护士走到我身后，“你这头发，没见过这么乱的，重新扎”，已经开始帮我梳头。手轻柔地从头上抹过，扎出一个头皮发紧的马尾，又盘成发揪。这才重新戴上口罩，抽紧口罩带子。
2 月13 日入舱前，医护人员穿戴防护服，这互相关照“战衣”的一幕其实很美。（黄宇 摄 然后是第一层帽子，要求不露出一丝头发。光是处理头发，就花去足足五分钟，鬓角，脑后，发丝乱飞，令人恼怒。
穿防护服得十分小心，因为它挺脆弱，蹬得太用力会扯破，拉链拉到头，前襟能遮住整个下巴，与口罩下缘交叠。防护服的帽子覆盖额头，此时再戴护目镜，上扣住帽子，下压住口罩，整张脸就此被全部覆盖。第二层手套戴上、捆紧防护服袖口，再穿鞋套，层层叠叠，几乎大功告成。护士说，出舱时脱防护服更危险，当万分小心。
她又扯了几片胶带，在我脸上填空，缝隙全都粘上后，将我推入另一个世界，“好了，去吧”，护士拍拍我。我朝前迈步，想回个头，没回成，因为全身僵硬，回头费劲。穿过三个空间，打开三道门，进入方舱的世界。
胡晓霜
2月13日和2月14日，我进入方舱两次。我访谈的患者中，数胡晓霜血压最高，嗓门最大，眼睛最利索。护士在我防护服上写了名字，又写“记者”，除此之外，与医护没有区别，其他人有问我如何用药的，她第一个看到“记者”二字。她喊住我，说她有好几天没联系上她老公了，“跟你们记者倾诉一下”。 胡晓霜今年63岁，这是她在方舱的第5天。舱里组织“八段锦”，好多妇女跟着跳，她没参加过，因为血压高，这些运动呼哧带喘，她一概避免。 
方舱组织轻症患者跳“八段锦”。其实对全副武装的护士来说，运动是件艰难的事。（黄宇 胡晓霜家在湖南新晃，1月21日凌晨2点多，她和丈夫二人上了K1804号列车，长沙站，火车凌晨2点43分驶出，早上8点半到了终点站武昌。两个妹妹已经在车站等候，四人坐了两站公交车，到了父亲家。
出发前，亲友都劝胡晓霜，这种时候“没得往武汉跑了”。女儿也劝，“那个病很严重，不是你们想象中这么简单”。胡晓霜不听，她有坚持的理由。今年她老父亲92岁，膝下一儿三女，胡晓霜是老大，弟弟一家本来就在武汉，两个妹妹与妹夫，分别从上海和河南，抵汉已有时日。一家已经聚齐七口，就等着胡晓霜两口子。
胡晓霜给她父亲打电话，听到老爷子精神硬朗，言语中对团圆透着期待。上一回全家人聚在一起，还是八年前，那一年过完年没多久，老母亲就去世了，一家人办完丧事才各自散去。胡晓霜心里盘算，无论怎么样，这趟一定要去。此时电视新闻已将新冠肺炎“人传人”的消息尽力传播，胡晓霜事后回想，却对“可防可控”这个词印象更深，并且一直觉得这个病离她“好遥远”。年前的火车票难买，胡晓霜归心似箭，最终买到的票凌晨发车，还觉得走运，好歹买到两张。
胡晓霜给我看除夕夜一家人拍的全家福，在客厅，老爷子居中，看上去起码比较实际年轻十岁，脸色红润，笑意盈盈。吃过年夜饭，正看“春晚”，胡晓霜感到“全身骨头痛”，找出“白加黑”吃，早早睡下。第二天开始发烧，之后她爸爸也开始出现不适，不肯吃饭，情势急转直下，“后来尿也尿到裤子里”。全家人开始忙着照顾老父亲，胡晓霜的病暂且搁在一边。
2月2日晚上9点20，妹妹胡晓于到父亲房中查看，发现老人已气息冰凉。这时距离老人不舒服仅仅一周之内，他迅速感染，迅速逝去。没去过医院，没来得及做检查，没在新冠肺炎的死亡数字之列，殡仪馆的车将人接走当天，也没有人对家中做消毒处理。顾不上伤心，全家福上的其余八人全部去医院做检查，只有弟妹一人幸免。
抵达方舱之前，胡晓霜情绪激动，愤慨中夹杂委屈。念老父亲固然高寿，本来却还可以活得更久。更因为，做过检查后，社区安排他们住进七天假日酒店隔离，其中她丈夫症状最重，隔离酒店没有治疗措施，她到处求助呼救，无人应答。辗转间，一位姓吴的志愿者伸出援助之手，为她丈夫在湖北省荣军医院找到一张病床。只不过第一趟去，扑了个空，因为医院手头的名单上，本来打算接收的病人是胡晓霜的弟弟。床位到手前，弟弟已经转去“武展方舱”。二人在荣军医院住院部走廊枯坐一宿，“灯是亮的，没有空调，冷得要死，找不到医生”。凌晨，胡晓霜给洪山区疫情指挥部打了好几通电话，未果。仍是吴姓志愿者，为她丈夫重新在天佑医院找到一张床位。胡晓霜的手机通讯录里，将其命名，“吴先生 救命恩人”。
2月初改建的武汉体育馆方舱医院（远征 摄） “2月9日下午4点，我老公被送去天佑医院，我就再也没有他消息”。时间、地点，胡晓霜记得一清二楚。进方舱允许自带行李，使用手机、电脑，也有无线网络，舱尽头还有图书角。这些设施于胡晓霜无益，她在方舱无事可干，不看书，不刷手机，不跳舞，但精神头足，就在心里反复回忆那些细节。
当晚7点，胡晓霜与二妹胡晓月一起，从七天假日酒店获准转移。共十几号人，上了一辆公交车，胡晓月的丈夫却未能一起，原因是他两次核酸检测，结果都是阴性，无法入住方舱，直到2月14日，仍在隔离酒店。公交车上，胡晓霜默默祈祷，方舱既然叫医院，总归比隔离酒店好，隔离酒店“有时给量体温，有时又不量了，很随便”。她又给丈夫陆久春拨去一个电话，医生接的，医生说，“情况不是很好，上呼吸机了，不能说话”。胡晓霜心里难过，但没有掉眼泪。
胡晓霜和胡晓月二人的床位挨着，我跟护士借了一条凳子，坐在两张床中间。进舱前护士叮嘱，即便全副武装，也尽量保持一米距离，我现在这个方位，与病毒呈掎角之势。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我口罩应该没有戴到最理想，被护目镜压住，嘴唇被口罩压住，一说话，声音大半都被口罩挡了回来，我自己听来“轰隆隆”响，外面只有嗡嗡声，不过主要都是胡晓霜在说，胡晓月偶尔补充，纠正她姐姐在日期上的偏差。胡晓霜床头桌下，塞着一个衣篓子，篓中卷着几张CT片，是她和妹妹二人的，到方舱后，她们没再做过与肺炎相关的检查，不过每天按医嘱吃药，已经不再发烧，看上去不像病人。尤其是胡晓月，穿着一着粉色棉袄，说话柔声细气，就像你邻居家一位和蔼婶婶。胡晓霜则不同，她声音响亮，我闷在防护服里，听她讲一口湘普，毫不费劲。
陆久春
胡晓霜姐妹二人，床挨着床，多少年没有这样朝夕相处，有漫漫长日供她们叙话。胡晓月问姐姐，记不记得有一年，她们的妈妈去长沙“比武”，比珠算和点钞，得了全省第一，报纸上就写“鸡窝里飞出了金凤凰”。胡晓霜当然记得，那个时候她还没结婚。
胡晓霜能清楚记得有天晚上，领导让她晚饭后去一趟家里，她有预感，是去跟人见面。先前领导给她透露，要给她介绍对象。陆久春农村来的，这方面比胡晓霜差一点，比她大十几岁，又差一点，单位待遇没她好，这又差了一点，加起来差胡晓霜一大截。这亲相下来，女方心里第一感觉是“没愿意，看不上”。那时候谈恋爱，要组织批准，要办手续，她听说她们单位有一个人谈对象，女朋友弟弟小偷小摸，领导没同意，那个人后来一辈子没结婚，给耽误了。领导说对胡晓霜和陆久春二人可以“手续全免”，陆久春曾服役6年，政治过硬，那个年代又不讲钱，东说西说，胡晓霜逐渐同意。
结婚后，陆久春显露出他的好。老婆生下的是个女孩，农村里面可能有点嫌弃，陆久春于是逢人说，他喜欢女孩。女儿上学都是他送，穿衣服梳辫子，到外面吃早饭，他跟胡晓霜讲，“你多睡一会儿，哪怕多睡10分钟也好的”，又说，“每天多睡十几分钟，一星期就多睡一个小时”。后来胡晓霜工作有起色，经常出差，更是全面地当起甩手掌柜，家里的事陆久春都没要她操心。这次到武汉过年，陆久春自己七十多岁，仍是不放心胡晓霜单独坐火车。去年3月份，他刚动过肺部手术，还在ICU住了一个多星期。胡晓霜心疼丈夫，曾跟他提议要独自前往，让他留守长沙，跟女儿一家过年。陆久春不依，二人结婚四十年，没有分开过过一次春节。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胡晓霜在单人床上坐起，右手边是她柔声细语的妹妹，左手边是弟弟晓军专门买给他姐夫的制氧机。胡晓霜没舍得扔掉，给带到方舱了。一提起没有音讯的丈夫，就变得激动，“他讲，我血压不好，大家一起互相好照顾”。
胡晓霜在方舱医院学会了打字。这话年轻人听来还觉得不可置信，胡晓霜这些年使微信，都是发语音，有的字一下子想不起来，心里发毛，一起急，血压上来了，脑子就发晕。陆久春就替她做决定，不打字了，就打电话，发语音。胡晓霜没有丈夫音讯，就想给他留言。她花半个小时，发出一条文字，她写道：“陆久春你好吗，你一定要坚强，我等你回家。”2月14日，情人节早上，胡晓霜发出第2条微信，比第一条长了一倍。她写道：“陆久春，你今天怎么样。我和晓于、晓月，我们三姐妹在一起，在方舱医院，我们都平安。小妹夫还在宾馆隔离，晓军在协和医院治疗，已经有好转。一切请放心。”
两条留言语气平淡，胡晓霜复述它们时泪眼婆娑。消息发出去如石沉大海。
方舱医院（远征 摄） 最近这半个月的事情一桩接一桩，把胡晓霜前面六十多年经历的风浪都比下去了。高中毕业下乡，胡晓霜只待了几个月就回城了，不像大妹胡晓于，下乡整整5年，喝过牛脚印踩出窟窿里的雨水，在陡峭的山上挖过土。这些苦，胡晓霜都没吃上。她有时会看看方舱里住着的其他人，心里觉得自己应该比病友们要幸福一点，她这辈子，钱没叫她发过愁，陆久春没叫她发过愁，女儿的婚事没叫她发过愁，仔细想来，一直算是无忧无虑。
她爱唱歌，报了声乐班，在家里边做饭边唱，陆久春会说，“唱得不错，但有个字没唱准”。胡晓霜喜欢钢琴，一听《黄河大合唱》就很来劲。年轻时没机会学，退休后在老年大学报了免费兴趣班。陆久春非常支持，因为高血压，胡晓霜跳不了广场舞，一转圈就头晕，他鼓励女儿给她妈妈买了四万块的钢琴。摆在长沙家里，搁了两年，胡晓霜有时翻起琴盖“叮叮咚咚”弹几下，等待正式上课那一天。前头因为生病错过兴趣班，本来2020年过完年，兴趣班又要开张。胡晓霜坐在方舱的小床上想，不知何时能出去，不知何时能回家，钢琴课梦想这次怕是又要破灭。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胡晓月找到姐姐谈起钢琴课的轻松时机，劝慰她姐姐“要做最坏的打算”。胡晓月自己的女儿在上海工作，本来也打算到武汉跟外公一起过年。她买了1月23日的票，武汉在这天凌晨宣布封城。胡晓霜说，幸亏没来。她们姐弟四人，关系一直很好，不像有些人口众多的家庭，为争点遗产闹破脸。胡晓霜讲她家里很和睦，很少争吵，没想到退了休，却在爸爸的家乡武汉，遭遇一场灾难。
胡晓霜时刻想念陆久春，“本来一家人高高兴兴过个年，转眼间变成在生死线上挣扎”，后来又说，“是我害了他”，后来又改口，“他还活着”。
世间事，不能假设。胡晓霜说她也不后悔回武汉，如果只能远远看着家人挣扎，还不如现在这样“生死在一起”。胡晓于当时住在另一家隔离酒店，同一晚获准转院，难得姐妹三人，住进同一家方舱。现在她们期盼出舱，胡晓月说她第一件事是要去给重症的弟弟捐血清，胡晓霜出院想做的第一件事我没有问，也不敢问。
罗笙 胡晓霜有高血压，护士每天都会过来给她测血压。病人进得方舱，护士安排好床位，分发物资后，医生会过来问诊。基础疾病此时问明白，大部分病人都会随身带有做过的CT影像，核酸检测的结果通常没有书面资料，胡晓霜姐妹在隔离酒店咽拭子取样后，核酸检测结果都是电话告知的，这部分资料，掌握在上层手里，他们由此决定何时将谁送入方舱。
两位护士过来量血压时，我腾出地方，走开了。谨遵护士叮嘱，迈步时抬着脚，避免将脚底塑料袋磨破。医护4班倒，一班6个小时，有的护士需要在整个舱里走动，一位护士告诉我说，一班下来她要走一万八千步。我打算绕舱走一圈。
新冠肺炎患者当中有大量上年纪的人，他们通常患有高血压等基础性疾病。（黄宇 摄）
整个C舱分为AB两个病区，分别住男女患者，两边人数大致相当，中间劈出十来米宽的空道，医生、护士值班室、药房等都安在此处，打水、借书、向医生咨询事项，男女患者就在这里相遇。厅中没有上下水，四百多号人上厕所、洗漱和洗澡，都安排在舱外空地，区政府拉来移动厕所，又搭出洗漱间，再往远处，几层明黄色塑料隔离带，将人群隔离在此间。
我2月13日第一次入舱时是下午两点多钟，当时舱内空地正跳“八段锦”，比广场舞平缓，比太极活泼，不过仍是女性居多。我走得极慢，一圈走完大概花去七八分钟。相比而言，男病区的确要安静一些，我在这里遇到电气工程专业大二学生罗笙和他父亲。
罗笙父亲一直高烧不退，企望早日转院；罗笙说他自己则毫无症状，每日也会在舱内徒步，通常是吃完早餐、洗漱完毕后。没有防护服掣肘，罗笙步履轻松。能自由走动，能看手机，能上厕所，能洗漱，实在突发其想，按耐不住，还可以去串舱。
截至2 月17 日，罗笙做了一次核酸检测，结果未知，他在等待下一次。（黄宇 摄） 武汉客厅眼下投入作方舱的有A、B、C三个厅，听说A舱和B舱，都比C舱来得大，按编号推断应当不假。这里是1034至1461，算下来是428张床位，那么A舱和B舱，平均得超过500人。从患者通道迈步而出，往右是洗漱间和澡堂，往左是移动厕所，如果从武汉客厅正大门时来，C舱最远，在最右侧，但患者通道在舱的另一面，因此他得往左走。走上几十米，定能到B舱。不过罗笙只在脑中演算，他没有出离开过C舱的行动范围，他觉得现在还没这个必要。
2月15日早上，罗笙走完一圈，头脑里冒出一百个念头，回到床位，万念归一：爸爸要转走了。护士刚才来通知，可以转院，爸爸期盼已久，三两下就把东西收拾妥当。罗笙与爸爸2月9号晚上9点多到武汉客厅，与胡晓霜姐妹是前后脚。只不过他爸爸进方舱前就高烧，之后一直不退，有重症之嫌，几次申请转院，终于得偿所愿。
他们家最早是奶奶出现症状，那还是1月23日，一拍CT就不太妙，“双肺已经烂掉”，罗笙跟奶奶没有直接打过电话，一切都是从爸爸耳中听来，他揣测“烂掉”的意思就是肺部“白化”极重。他长这么大，没见爸爸现在这样，一提起奶奶双眼自动泛起泪光。他听爸爸在隔壁床同记者谈，“最危急的时候，我非常绝望，跪在地上求医生救我妈”，爸爸这几天经常流露出来的焦灼不安让他剐蹭到一些悲伤，从前觉得爸爸无所不能，现在迫不得已，要做这样的事。
方舱医院内（远征 摄） 一直到2月3日晚上，社区才把奶奶送到一家民营医院，此时症状更重了，当晚就发生休克，医生说他们医院治疗条件有限，最好是转院，只是仍苦于没有病床。又过了4天，终于在天佑医院找到一张床。奶奶捡回一条命，爸爸同他住进方舱，家里还有爷爷和叔叔，都是感染者，住在不同的医院里。一家人在同一座城市里天各一方。
比起生死，罗笙自己焦灼的问题在方舱里显得微不足道——感染后，他发现自己失去了嗅觉，不知是肺炎病毒所致，还是药的副作用，总之嗅觉整个完蛋了。不像普通感冒，鼻腔堵塞，空气挡在门外，他能畅快自由地呼吸，只是香与臭不再有分别。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罗笙还在家里，他洗澡爱用六神清凉沐浴露，发现失去嗅觉后，连皮肤传导的清凉感受都大打折扣。肺部CT片影像显示正常，不发烧，也没有四肢无力，除了失去嗅觉，唯一证明他感染的是核酸检测结果，两次都是阳性。
嗅觉失敏唯一的好处可能是，在方舱这个四百多号病人共用的移动厕所里，他也闻不到臭味了。早上7点半放饭，8点左右，洗漱间迎来高峰，十几个洗脸池全满，不过稍微站一下，就能轮上。旁边男女澡堂各一，基本空空荡荡，天气太冷，没人敢洗澡，罗笙住进方舱一个礼拜，去过几次，不知谁在里面放了张桌子，洗头正合适，他也听爸爸的话，从不洗澡。
舱内有这样的单人床，也有高低床（黄宇 摄） 转院当天下午，罗笙跟爸爸通了电话，三人一间，也打上吊针了，听他自己说“觉得有希望”，状态与在方舱时大为不同。罗笙不知道的是，就在得到转院通知之前，他爸爸仍在不停想办法，甚至还给我发过一条求助信息。病人进了方舱，出路有两条，一条是好转出院，一条是病重转去定点医院，也就是许多病人企盼的医院床位。方舱医院收治轻症患者，新冠肺炎是呼吸道传染病，一旦病重，呼吸机至关重要，方舱只备有氧气瓶，病人一旦危重，方舱没有应对设备。隔离酒店的医疗措施则更差，正如胡晓霜所说，“有时给量体温，有时又不量了，很随便”。
都在等，隔离酒店的等着进方舱，进了方舱，又等着“出去”。
挂了电话，爸爸床位就来了新人，罗笙听他跟问诊医生对话，来人35岁，病症不重。两天后，罗笙告诉我，护士带他去做了核酸检测，第二天再做第二次。如果两次都呈阴性，罗笙就可以出院了。
晚上10点钟，舱里人声逐渐平息，背景音乐变成主旋律，几台排风扇存在感骤然变强，呼呼大作，仿佛空调排风口长在头顶。方舱夜里不熄灯，这里没有时钟，时间的概念被排挤到舱外。罗笙躺在床上，听着排风扇辗转难眠，他想到出院，既喜且忧，喜的是可以回家痛痛快快地洗澡，可以在电脑上上网课，又隐隐担忧，倘若离开方舱，嗅觉仍然不肯恢复。 走出方舱
2月14日傍晚，我跟胡晓霜聊完天，打算在舱内走最后一遍。在舱里时间一长，护目镜会起雾。从我逐渐模糊的唯一“窗口”望出去，视野只有正前方两个方格。从一头走向另一头，床上的人，姿态各异，侧卧的，仰卧的，半坐着看书的，正附身翻箱子的，正仰头吞药的，还有看我走过视线追随我一阵的——目光追随我的，可能就是有话想说的。
这一趟走下来，被这样的目光拦下三次。梳着辫子的婆婆拦住我，是为了告诉我，有天晚上她出去上厕所，看到外面坐着几个医生，他们举着CT片，在那里讨论。她说她当时就感动，想哭。三位大婶拦住我，是为了告诉我，从隔离酒店算起，她们已经十来天没发烧了，她们想出去，也好把床位腾出来给有需要的人。最后，一位穿着花袄的小个子婆婆拦住我，是为了跟我借手机，她进舱两天，手机坏了，想跟家人报平安。
截至2 月13 日，武汉客厅方舱共有1223 名工作人员，包括医生197 人，护士839 人。其中 武汉客厅床位排布还算人性，每两排床设立隔板，有了隔板，人心能落下来。8点左右，我打算离开方舱，但比起头一天的头晕眼花大脑缺氧，果然已经适应很多。赶上交接班，七八名护士等着门口，她们经常一等就是一个小时，因为出舱脱防护服时，步骤繁多，污染区、半污染区和清洁区三道程序，光是洗手就有十多次，而每一个空间只容纳两个人。
排在我后面的护士问我：“你每天都来吗？” 我说：“今天第二天。” 她问：“感觉怎么样？” 我答：“没有昨天难过。昨天护目镜磕在脑门，越来越疼，口罩带子勒着耳朵，也越来越疼。今天变成腰吃劲。” 她说：“护目镜今天不疼说明勒得不紧。我下午的时候就因为护目镜，差点晕过去。” 我问：“后来缓过来了？” 她说：“没有，缓不过来的。我扶着椅子弯下腰，多喘两口气，发现还是不成。就让同事把护目镜的带子松开一些。你不要模仿，这是冒风险的操作。” 出口处温度较低，护目镜上的雾气逐渐散去，我看到护士衣服上写着“中南医院”。我跟她搭伴进入污染区。跟入口处一样，为传染病设计的“三区”，都由集装箱改造，缝隙处全都用玻璃胶堵死。我们洗完手，等在密闭箱内，护目镜雾气又起，气喘憋闷的感觉又杀了个回马枪。 
高星 摄 她问：“你来两天有啥感触？”
我答：“感触就是，好想大口呼吸，好想拥抱你们。疫情结束后，你想做什么？”
她答：“想去武大看樱花啊。希望疫情能在樱花季之前结束，我想，游客总不敢再来武汉了吧，武大校园就不会有那么多人吧。我想好好看看樱花。” 脱防护服最后一道程序是摘掉N95口罩，换上普通外科口罩。这个瞬间脸上一轻，身上的重压才终于卸掉。走出门去，我手下意识地去确认口罩的位置，它太轻了，仿佛不存在。
（除章军建外，文中采访对象均为化名）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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