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疫情的可能性有多大?
全球疫情示意图 4月8日,武汉解封, 4月9日,全球确诊累计超过150万人, 2018年,美国资深急诊科医生杰里米·布朗博士 而100年前, 撰文 倪楚娇 杰里米·布朗博士(Jeremy Brown) 《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的作者杰里米·布朗,是一位资深的急诊科医生,现任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紧急护理研究办公室(Office of Emergency Care Research)的负责人。 2年前,他在书里预言:“我们不知道下次病毒大流行会在何时何地发生,但我们可以确定它会发生。如果不早做准备,那我们将会面对一个颇为艰难的局面。” 现在,新型冠状病毒来了。截至4月9日,全球累计确诊超过150万人,累计死亡超过8万人。随着中国疫情的逐步控制,大家开始担心海外的输入型病例。 二次疫情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们可以以1918年大流感作为参考。 大流感时期一间住满士兵的医院病房 1918年流感: 第二波流感最致命 1918年的流感,是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全球性流感,导致全球5000万至1亿人丧生,美国人民的平均寿命从原来的51 岁降至39 岁。 很少有人知道,1918年的流感其实跨越了3个年头。爆发、消退、又爆发,又消退,再爆发,再消退,一共3次,直至1920年的春天才彻底结束。 在每一波病毒“假意”的消退后,人类都天真地相信了。第一次,英国一家报纸说:“流感已不再对人类构成威胁。”第二次,法国的媒体高喊:“流感像德军一样溃败了”。第三次,病毒终于没再开玩笑。 为什么会出现第二波和第三波爆发,目前还没有定论。杰里米·布朗在书里写道,或许是病毒发生了变异,变得更致命了,或许是秋天人们贴得更近了。无论如何,另一波流感开始了,这一次是最致命的。 有关第二波流感的爆发,最早的一篇报道来自美国的德文斯营地,疫情从1918年的9月8日开始。每天有90名患者来医务室看病,后来变成每天500人,1000人……一张床挨着一张床,一排接着一排。一个营地彻底变成了太平间,有专门的火车来运走死者,连续几天都没有棺材。 一个医疗兵在信里写道:“这比战后法国的衰败场景更加凄凉。”当这一波流感在1919年的春天消退的时候,美国平民和医护人员的死亡人数达到了67.5万。 因为战争的大规模军队运输,流感再一次传遍了欧洲。巴黎关闭了学校,但剧院和餐厅却没有停业。德军也深受其害。 英国则采取了“保持冷静,继续生活下去”的应对方式,政府和媒体都对流感避而不谈,防止削弱士气。医生的建议也非常随意:戴上小口罩,吃得好点,喝点葡萄酒。最后英国超过四分之一的人被感染,有超过22.5万人死亡。 接下来是澳大利亚、西班牙、新西兰、日本以及整个非洲国家。所有人都遭受了苦难,全世界共有5000万至1亿人因流感而死。 疫情下的机场 大流行病产生的影响超出想象 同为冬季病毒,这一次的新冠肺炎病毒真的会像最初估计的那样乐观,到春夏就结束吗? 张文宏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说:“原来我们预估疫情于4月份结束,后期再拖个尾巴,全球6月份也能结束。但现在整个欧洲出现了不可控的情况,疫情在今年夏天结束的概率就很低了。特别是欧洲一些国家提出的‘群体免疫’。推算一下,周期基本上会到跨年……谁也不知道疫情会不会再来一波。” 即便病毒走了,它所产生的影响也不会轻易放过人类。 经济学家道格拉斯·阿尔蒙德,分析了1918年前后的三大群体:自婴儿时期就接触到疫情的群体、在母亲体内就接触到疫情的群体、根本没有接触到疫情的群体。 与其他两个群体相比,在母体里就接触到疫情的群体,完成高中学业的可能性降低了5%,收入也少了近10%,到60 岁时患心脏病的概率要比其他人高出20%。 巴黎和会三巨头 有学者指出,1918年流感甚至间接造成了中国的五四运动和20年后的二战,改变了整个世界格局。 当时一战结束后,各国的首脑聚到凡尔赛和谈。实际操纵会议的只有三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英国首相和法国总理。 法国主张制定的《凡尔赛条约》对于德国十分苛刻,不仅要割领土、人口、矿产,也限制军队数量,不许有潜艇、主力舰、飞机、坦克等武器,还要赔款113亿英镑的黄金。 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原本对上面的条款是不赞成的,认为过度惩罚德国会适得其反。 但没想到的是,在1919年4月抵达巴黎后不久,威尔逊便染上流感。高烧、咳嗽和腹泻甚至让他动弹不得。在后来重要的谈判中,他突然放弃了之前坚持的全部原则,认可了“德国赔款,并承担发起战争的全部责任”的说法。 而在最终签订的《凡尔赛条约》里,还包括中国山东的德国租借地和太平洋部分岛屿划给日本的条款。消息传到中国,引发了国内的强烈不满,导致了五四运动的发生。过于严苛的赔款条约,导致德国经济崩溃,随后便有了纳粹,和后来的二战。 疫情下的曼哈顿街头 疫情过后,我们将生活在另一个世界 对于这一次疫情产生的影响,美国《外交杂志》写道:“与柏林墙倒塌或雷曼兄弟倒闭(编者注: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在2008年倒闭)一样,新冠疫情是一个震惊世界的事件,其深厚的后果我们今天仅能开始想象。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它将导致政治和经济权力的永久性转变。” 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罗宾·尼布莱特在文章《众所周知,全球化将走向终结》中提出,新冠疫情可能是压垮经济全球化的最后一根稻草。世界几乎不可能回到21世纪初,那种互利共赢的全球化状态。 国际劳工组织预计,新冠肺炎疫情将在2020年第二季度,对全球1.95亿全职员工产生深刻影响,远超2008年金融危机,可能导致全球2500万人失业。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在接受澎湃新闻采访时说:“金融危机的源头是疫情的蔓延造成的恐慌……2008年金融危机时,全球治理还是比较稳固的,中美又有联手应对危机,但现在中美不太可能合作……一旦全球经济进入到衰退期,这个衰退期会比较长。” 人类正面临的全球危机,也许是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危机。 米兰2月2日街景 人类很难吸取历史的教训。 在中国付出了封城、停工的代价,逐步控制病毒传播后,一模一样的剧情又在国外上演。 2月28日,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上调至“非常高”。但一直到3月10日,才有第一个海外国家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施封城。 “美国错过了有效防止疫情的黄金时间。”3月30日,美国得克萨斯州神经外科协会主席黄海涛,在接受《财经》记者电话专访时说:“特朗普对于疫情一直不够重视,觉得是个中国的问题。同时,美国的老百姓对国外的事情一直都不关心,这是美国的常态。” 有人问,为什么其他国家不吸取中国的教训?但其实,作业不是那么好抄的,人类也从来没有学会过抄作业。 回顾1918年的流感,现在的新冠肺炎爆发就是历史的重演。希望至少在二次疫情的问题上,人类能做得好一点。 人工心肺机(ECMO) 流行病的大传播, 1918年流感爆发的时候,人类最大的弱势在于,还不知道有“病毒”的存在。在不知道敌人是谁的情况下,自然就没有对应的治疗方式。于是放血、灌肠、贴树皮、喝水银,成了当年最先进的手段。 但随着1933 年,人类首次找到流感的元凶——病毒。很快,我们学会了培养病毒、杀死病毒、制作疫苗,甚至掌握了1918流感病毒的全部基因密码。 这一次中国科学家很快确定了元凶就是冠状病毒,1月2日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就确定了新冠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1月5日分离得到病毒毒株。
除此之外,我们有了现代化的医院、ICU和医学专业的细分。一个病人从确诊到治疗,背后是一个完整的团队。当病人心肺衰竭的时候,甚至有人工心肺技术给他最后的生命支持,做最后一搏。这在100年前,是无法想象的。 即便如此,疫情还是发展到了今天的地步。在对抗流行病所需要的种种环节里,医学的发展似乎成了最简单的一环。流行病的大传播,不仅仅是医学问题,更是社会问题。 隔离病房的门上贴着“新冠肺炎传播风险”的标识 100年前犯过的错误和教训 1918年流感的大爆发,和政府隐瞒实情、媒体撒谎,脱不了干系。 1918年初,美国国会通过了《联邦反煽动叛乱法》,法案规定:凡“散布、印刷、撰写或出版任何对政府、宪法、美国国旗或军服不忠的、亵渎的、暴力的、下流的、蔑视的、丑化的或者辱骂的言论”,均构成犯罪,最高处罚金2万美元及最长20年刑期。 在这样的环境下,任何对流感的预警,都可能被按上“散播消极论调”和“破坏战争胜利气氛”的罪名。 美国的公共卫生官员开始隐瞒流感爆发的真相。纽约市公共卫生部长宣称,报道中的大多数流感患者是得了其他支气管疾病,不是西班牙流感(1918年流感也称“西班牙流感”,但这种命名方式并不可取)。 新闻媒体也在撒谎。在阿肯色州,当时某医院一下接收了8000名生病的士兵,临时床铺都搭满走廊了。而在11公里外的小石城,报纸上的头条是这样写的:“西班牙流感只是普通感冒,症状也是发烧和打寒战。” 100年前,两座城市采取了不同的防疫策略,效果全然不同,而今天我们学起了最差的那个。 这张1918年流感的曲线图你可能会觉得熟悉,它的横坐标是自流行病第一例开始后的时间,纵坐标是每10万人的死亡人数。政府的有效干预、控制,可以使这个曲线变得更加平缓,峰值将会更晚到达,病例数也会明显降低。 实线是费城,虚线是圣路易斯。 费城大游行 费城完全没把流感当回事。1918年9月28日,在费城的医生们多次警告的情况下,为了卖战争债券为一战筹款,费城举行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游行,超过10 万人参与。游行刚刚过去两天,每天就有100 多人死于流感。6周时间里,超过1.2万费城人死去。 而在圣路易斯,在发现首例病患的两天后,该市关闭了学校、操场、图书馆、法庭甚至教堂,有轨电车的使用被严格限制,超过20人的公开聚会被禁止。最后疫情得到了非常有效的控制。 100年前,在付出了5亿人感染流感的代价后,我们终于知道隔离和口罩的重要性,但现在依然重蹈覆辙。 2020年1月31日,意大利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但在2月26日,一个意大利议员因为戴着口罩参加会议,受到其它议员甚至议长的冷嘲热讽。这个议员最终忍不住,摘下口罩说:“我去过意大利北部的三个疫区。你们觉得我戴口罩好还是脱了好?”说完,他怒摔话筒。 2020年2月27日,一个名叫Insider的机构调查了1051名美国成年人,三分之一的美国人认为新冠肺炎对自己的生活影响“不那么大”或“完全没有影响”。四分之一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不会采取任何措施,不会考虑取消旅行计划、不储备食物和药品、也不会洗脸和洗手。 “对于我们一家来说,新冠肺炎病毒与流感病毒差不多,我们相信自己的常识、良好的医疗体系,像平常那样生活。”一个受访者这样说。 抗击流行病,和钱有关。光靠市场这个隐形的手,还远远不够。 杰里米·布朗在《致命流感:百年治疗史》里写道,即便有一天,我们能够预测流行病爆发的时间了,但作为急诊医生,他依然不知道能有什么用。 “如果根据预测,流感季在一周内达到峰值的概率为80%,我又能做些什么呢?根据预测来增添医院人手,或是增加额外的设备吗?” 他指出,这个想法本身很好,但付出的代价却非常高昂。医院应该取消哪些手术,以便给可能根本不会来的流感患者,留出重症监护室的床位?许多急诊科已经在以最大负荷运行,没有太多额外空间来摆放更多的病床。 “这么做,就相当于要求一架飞机,为有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的乘客,空出好几排位置。” 当市场机制无法促进流行病防治时,这便需要政府出面布局,从战备物资的准备和调配,到疫苗的持续开发…… 但政府的资金经常被用于更紧迫和更有形的灾难上,比如洪水或地震。一场流行病结束后,人们会紧锣密鼓地筹备,以防下一次,但如果没有大规模卷土重来,资金就被用于其他领域——直到发生另一场流行病。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说:“比尔·盖茨在TED演讲时提到,全球面临的最大的威胁不是核武器,而是病毒和超级微生物。 这就表明,将来我们的公共医疗要有足够的应对储备,我们的企业在库存上面也要增加,这就相当于买保险,或许大多数时间,较高的库存代表了成本,但是没有办法。” 在疾病前头加上国家名,这个“传统”我们延续了100年。 这次的疫情发生之初,我们把新冠肺炎称为“武汉病毒”。武汉封城后,很多此前离开武汉的市民变得无家可归,但外省的酒店视他们如瘟疫,拒不接待,甚至发展到使用武汉归属地的手机号码、开鄂A车牌的车都会被远离的地步。 其实在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就发布了新的疾病命名指南:“避免冒犯任何文化、社会、国家、地区、专业或民族群体”,特别建议不要用国家给疾病命名。这样的污名化,其顽固程度可能超乎想象。 我们现在都知道,1918年的流感最后被称为“西班牙流感”。当时所有国家对疫情避而不谈,而西班牙是战争中立国,所以媒体可以自由报道新的流感疫情。这让大家觉得,这种疾病就是从西班牙传播的。这个锅,西班牙背了100年,直到现在都没有彻底澄清。 疫情下的加利福尼亚 100年前,我们就知道病毒无国界,而现在我们还在各自为战。 1918年大流感发生时,正在打第一次世界大战。交战双方都实行了军队审查制度,对于自己国家的疫情,都采取封锁消息的方式。以致于对疫情没有一个大局的观察,普通民众更是无法充分了解真实的情况。 法国《晨报》在1918年7月6日的报道中,将流感说成法国新的“同盟军”,因为它对本国人仁慈,对敌人凶狠,重创了德国军队:“我们的士兵英勇战胜了流感。但是对面战壕里,德国人损失惨重。” 《人类简史》的作家尤瓦尔·赫拉利在《冠状病毒之后的世界》中提到,在危机时刻,我们是选择民族主义孤立,还是全球团结,这将影响未来的世界。 风暴终将过去,人类也将继续存在,但未来我们生活在怎样一个世界中,由每一个选择决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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