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十六颗人头

一、打杀洋人 

1870年夏，天津疫病流行。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收养的婴儿也未能幸免，约夭折了三、四十人之多。

天主堂神甫与修女“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谣言，遂大范围流传开来。

不久后，有两名“人贩子”被捕，官府在告示里暗示他们的行为可能是“受人嘱托”。民间组织“水火会”受到鼓舞与煽动，开始四出抓捕有嫌疑之人。群众公审之下，一名叫做武兰珍的迷拐犯，不得不迎合“民意”供称他作案所用的迷药，正是法国天主教仁慈堂提供——曾国藩在后来的奏折里说，武兰珍“指勘所历地方房屋与该犯原供不符”，亦即现实世界中找不到武兰珍口供中的案发地。

但在武兰珍招供的当下，“铁证”如山，自是民情沸腾。乡绅们集会于孔庙，书院亦停课声讨。号称有万余人之多的愤怒民众，群聚在教堂之外，或与教民口角相争，或向教堂抛掷砖石。

仁慈堂的修女，本想请民众选派代表，进入堂内调查，以廓清真相。但被法国领事丰大业所阻。丰大业不愿与愤怒的民众直接交涉，6月21日，他前往三口通商衙门与天津府衙，要求地方官崇厚、张光藻调兵弹压民众。遭拒后，丰大业在狮子林浮桥上遇到静海知县刘杰，丰于争论中开枪恫吓，射死了刘杰的家人刘七。

于是，民愤被彻底点燃。百姓们先是打死了丰大业及其随从，然后又冲入法国教堂，扯碎法国国旗，打死法国神父、修女、洋商、洋职员及其妻儿等共计20人（包括13名法国人、3名俄国人、2名比利时人、1名意大利人、1名英国人）、中国雇员数十人，并纵火焚烧了望海楼教堂、育婴堂、领事署及多座英美教堂。

此即震惊中外的“1870年天津教案”。

二、朝中的“慷慨激昂派” 

事发后，法、英、美、德、俄、比、西七国，联合向清廷发出照会抗议。法国军舰更开往大沽口鸣炮27响示威。如何处理此案，成了摆在清廷高层面前的一件迫在眉睫的事情。

14岁的同治皇帝，没见识过真正的近代军队。他对自己的老师翁同龢说：越将就洋人，就会越出乱子，“若得僧格林沁三数人把截海口，不难尽歼此辈”。这种雄心勃勃与“词气甚壮”，让他的老师、同样没见识过近代军队的翁同龢，深感欣慰。小皇帝显然并不了解，在10年前的八里桥之战中，僧格林沁的“雄兵”完全不是英法联军的对手，甚至连给英法联军造成有影响的创伤也力所难及。

同样激情澎湃的，还有内阁中书李如松。他告诉小皇帝，此次事件，错全在洋人，始于“教匪迷拐幼孩”，激化于“丰大业向官长开枪”。他还说，国家的安危全看民心的向背，此次事件把民众的爱官爱朝廷之心全部激发了出来，“不期而集者万余人”，这些百姓“知卫官而不知畏夷”——只知道保卫自己的父母官，丝毫不害怕洋人；“知效忠于国家而不知自恤罪戾”——只知道为朝廷效忠，丝毫不顾及自身安危。这充分说明，我们对洋人硬起来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纵不能乘此机会，尽焚在京夷馆．尽戮在京夷酋，亦必将激变之法国，先与绝和，略示薄惩。”

即便不能杀光京城里的洋人，烧尽他们的房屋，也要对法国实施正式断交，来作为惩罚。

另一位监察御史长润，完全赞同李如松的意见。他告诉朝廷：这次天津出这样的事，“实乃天夺其魄，神降之灾”，实在是苍天要惩罚这些邪恶的洋人。我们“正可假民之愤”，借助民众的愤怒，将传教的洋人全赶出大清。

“慷慨激昂派”中，影响力最大者，要数醇亲王奕譞。他在给小皇帝的奏折里说，这一次“该酋被戮，教堂被焚”，理全站在我们这边，“虽不能以之喻彼犬羊，正好假以励我百姓”，虽然没法和外国狗羊们讲道理，但正好可以借此鼓舞极力我大清百姓，“民为邦本，津民宜加拊循，勿加诛戮。……民知捍卫官长，岂非国家之福”——对参与打杀洋人的天津百姓，切不可问罪诛杀，百姓懂得保卫自己的父母官，那是朝廷之福。

在给朝廷的密函里，左宗棠也说，不要害怕事态扩大，要知道洋人最喜欢“挟持大吏以钤束华民”，最爱玩威胁中国地方官、由中国地方官来钳制中国民众这种把戏，反倒是不太敢直接做那些“拂舆情，犯众怒”的事情。

他还说，此次事件，是由“迷拐”而起，虽然用迷药拐卖小孩之事没有证据，但“幼孩百许、童贞女尸从何而来？”总不会是毫无来由吧？“不得谓无其人无其事”，洋人迷拐孩童之事决不能说肯定就没有。如果洋人“志在索赔了结”，那还不妨答应他们，如果他们要求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那是万万不可的，因为这些人是“义忿所形，非乱民可比”，拿他们给洋人抵命，会失了天下人心。保护住这些百姓，正是我大清走向复兴的一个好机会：

“正宜养其锋锐，修我戈矛，隐示以凛然不可犯之形，徐去其逼。”

醇亲王奕譞

三、慈禧的算计 

闭目塞听者们的慷慨陈词，让见识过近代化军队厉害的恭亲王奕䜣深感忧虑。他在奏折里一再提醒小皇帝和年轻的太后，目下的首要之务是“安法国之心”，以消弭战争爆发的危险。他还反驳了奕譞的主张，认为“无知愚民，无端召衅，理宜惩处”，“地方官未能先事预防，亦有应得之咎”，参与打杀事件的民众，和处理事件不力的地方官，不可包庇，都应有相应的惩处。

奕䜣的主张，引来了“慷慨激昂派”的群起围攻。内阁学士宋晋说，“若因有碍和局，抑制太甚，更恐各省民心因此激变，其患有更甚于法国者”——如果因为害怕引来战争，就对民众和官员实施惩处，压制他们的爱父母官爱朝廷之心，造成的灾祸，恐怕会远远大于法国的入侵。掌云南道监察御史贾瑚，似乎是嫌事情闹到七国问罪的程度还不够大，居然又奏称说京城中也有“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的匪徒，要求步军统领衙门全员出动全城搜捕。贾瑚的主张，得到了李鸿藻和同治皇帝的支持。

1870年，是慈禧“垂帘”的第九个年头。天津教案，必然使她想起10年前发生过的事情。那一年，英法联军以使节被扣遭受虐待为由，前来问罪，攻陷了北京城，又烧掉了圆明园，咸丰皇帝只得带着慈禧等一众人，仓皇逃去了承德，然后死在了那里。此番被打死的，是包括法国领事在内的五国之人；前来问罪的是七国而非两国。昔日的切身体验，为慈禧提供了一个基本认知，那就是：慷慨激昂的话不妨多说，但与洋人开战这种事，却轻易做不得。

在7月25日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时，慈禧说的是：

“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但她其实是有主意的。

慈禧的主意之一，是在言语上支持奕譞这些“慷慨激昂派”，不断说“你们这些话很有道理”，以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且将反驳“慷慨激昂派”的任务留给自己的政敌奕䜣，以败坏奕䜣在清流中的名望。

她的主意之二，是让时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来为朝廷的“软弱”背锅。 

1870年的曾国藩，已经59岁了，右眼失明、肝病日重，长期经受着眩晕病症的折磨。这一年，他在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常写有“登床及睡起则眩晕旋转”、“床若旋转，脚若朝天，首若坠水，如是者四次，不能起坐”之类的句子。

天津教案发生时，曾国藩正真切感受着自己大限将近。他让李鸿章帮自己运来了建昌花板木材做棺材，以备后事。结果，花板与朝廷的谕旨同日抵达保定。谕旨里殷切地关怀他身体如何，又意味深长地问他是否能够处理此次的教案。这种询问，其实是在提醒曾，教案发生在你管辖的直隶境内，你没有置身事外的可能——在给长子曾纪泽的遗书里，曾国藩说，自己反复思考了这次的事件，“殊无善策”，完全找不到两全的良策，只能抱着“危难之际，断不肯吝于一死”的心态去处理。

7月8日，曾抵达天津。十多天后，7月21日，他的一道《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引爆了朝野舆论。曾本人迅速从道德圣人，沦为了举国士大夫口诛笔伐的对象。曾在日记里说，许多人骂自己是卖国贼，京城里的湖南人都以与自己是同乡为耻辱：

“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 

京城里的湖南会馆，曾悬有曾国藩的“官爵匾额” ，结果“悉被击毁”。会馆还将曾的名籍削去，不再承认他是湖南人。

曾国藩

这位中兴名将、 旷代功臣，转瞬之间成了“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这是慈禧乐于见到的结果。为了达成这样的效果，朝廷在公布曾国藩关于案情事实调查的奏折时，刻意删去了他为天津绅民辩护的五条理由。这种删减，让曾的奏折，从“论说持平”变成了“袒护夷人”。 

曾在奏折里说，根据自己的调查，所谓教堂“挖眼剖心”之说是荒谬的，所谓卖迷药给教堂的证人，也是靠不住的。但天津民众如此激愤，也是事出有因、情有可原。具体来说就是：

（1）仁慈堂“终年紧闭，过于秘密，莫能窥测底里”，还设有地窖，当地民众难免生疑。（2）有些中国人到仁慈堂里治病，然后留在堂内工作，有些民众不理解，怀疑这些人是被药物“迷丧本心”。（3）仁慈堂常收留病重的孩童，在他们去世前，给他们做洗礼。民众不理解这种宗教行为，“但见其入而不见其出”，于是就揣测教堂在残害儿童。（4）仁慈堂的院落广阔，孩子们在前院集体抚养，母亲多住在后院；还有些母亲住在仁慈堂，孩子却住在河楼教堂。民众也不能理解这种习俗，于是就往一些其他的方面猜想。（5）1870年4、5月间，天津城内发生过拐卖人口的案件，当时又疫病流行，仁慈堂收留的儿童多是病重无人照料者，死亡率自然就高。再加上教堂平日与民众不睦，为免生事端，于是选择在夜间掩埋尸体, 棺材不够，于是有两尸三尸埋在一棺的情况。尸体被野狗拖出后，民众遂为之哗然，将之前的猜想全视作事实。

这些为闹事民众辩护的文字，基本符合事实。但邸报与官报房公布这份奏折时，将这些辩护文字略掉了。略掉的用意，除了打击曾国藩如日中天的声望，还在于：派曾国藩前往天津之前，朝廷就已定下了处理事变的基调——不可与洋人开衅，不可重蹈咸丰皇帝逃往承德的悲剧。删减曾奏折中为民众辩护的内容，然后将其公开披露，给曾国藩戴上“卖国贼”的帽子，等同于给朝廷的媾和政策提供了操作空间——对事情的道德评判，往往生成于对比之中。有曾国藩恶劣的“卖国行径”在前，朝廷的和解措施，就会很自然地变得可以接受、甚至值得赞美了。 

如此，也就不难理解如下情节的耐人寻味：

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于7月25日送抵北京。同日，朝廷再次召集会议，就如何处理教案进行辩论，慈禧在会上表态说，“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同日，慈禧在以同治皇帝的名义、发给曾国藩的谕旨里，对处理事件的具体方案一字未提，但却一再强调朝廷的期望是：“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不能和洋人开战，也不能失了民心。也是在这一天，朝廷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公开披露。随后，曾国藩被朝野舆论打成了“卖国贼”。

自称“不得主意”的慈禧，显然早就打定了主意。“和局固宜保全”，高调的口号不妨多喊喊，但与洋人开战是万万不行的；“民心尤不可失”，朝廷是不能直接表态说要惩办参与打杀的民众，但这个事是要做的，且不妨交给某个背锅侠去做。

天津望海楼废墟前的中国百姓。约翰·汤姆森于1871年拍摄。

四、十六颗人头 

曾国藩给朝廷的奏折，回避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

民众为什么如此愚昧，如此排外？ 

事变发生之前，天津府贴出的告示宣称：

“张拴、郭拐用药迷拐幼童。风闻该犯多人，受人嘱托，散布四方，迷拐幼孩取脑剜眼剖心，以作配药之用。”

作为官方机构，如此不负责任地将“风闻”二字写在政府公告里，且动用官府的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使之与民间暗流潜伏的谣言发生共振，其目的正在于煽动那些无知民众。

当时的知识界，也很乐于传播这类谣言。魏源的《海国图志》，是近代最重要的启蒙著作之一，书中就言之凿凿地记载有洋人用药将中国人迷了、然后挖眼炼银的内容。《海国图志》在读书人中流行，大大扩散了“迷拐孩子挖眼剖心制药”之类的谣言。

换言之，一个时代底层民众的愚昧，往往并不是底层民众本身的问题。天津教案里的愚昧与排外，恰是清廷与部分清代知识分子多年来教化、引导的结果。

这种教化与引导过于成功，以致于事实也难以展现出它应有的力量。曾国藩到天津后，多方调查取证，结果发现迷拐、挖眼、剖心等均是子虚乌有的事情。比如有人指证教堂里面有两个玻璃瓶子，里面装满了婴儿的眼珠；清廷官员们进去搜查，找到瓶子打开来看，发现里面是腌制的洋葱。但这些调查完全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压力，因为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结论。而列强又已在联合抗议之后，开始扬言要出动军舰。

李如松们可以在朝堂上高呼“民心可用”之类的口号，同治皇帝也可以畅意发出“尽歼此辈”之类的豪言，但曾国藩不能这样干。他知道1870年的清廷，是无力与列强一较高下的。后来接替他处理此案的李鸿章，也知道这一点，曾私下与人诉苦说，“目前只求不开兵端”，他很清楚自己的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是打不过洋人的近代化军队的。

进退失据的曾国藩与李鸿章们，既承认“天津士民皆好义”，是爱地方官爱朝廷的好百姓，又痛恨他们“徒凭纷纷谣言”，搞出打杀洋人的事端，给朝廷添乱；既承认天津的地方官以“风闻”煽动民意是在力挺朝廷，想要以送出天津避风头的方式保全他们，又不得不在朝廷和列强的压力下将他们弄回来再度流放。最后，曾国藩交出来的，是20名百姓的人头、20余名流放者，以及相当数量的赔款。李鸿章接手后，又寻得机会，将处死者减少为16人。

“天津教案”中押赴刑场“抵命”的“中国人犯”

与此同时，清廷也派了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前往法国致歉。法国总统在接见时告诉崇厚：

“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 

在1870年的这个故事里，洋人们失去了性命与教堂，“知卫官而不知畏夷”的清朝百姓丢掉了脑袋；道德圣人曾国藩失去了自己的清誉。也许，只有慈禧是唯一的赢家……

但，她真的赢了吗？

来源：言九林 史料搬运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