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大分流

作者：维舟

已经有太多人断言，新冠疫情将是一个历史转折点，但它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的转折，会是什么样的转折，转折之后又将如何，这现在都还不得而知。这也不是人们有意含糊其辞，而是因为历史性的转变，原本就是要到事后回顾时才能看清楚的——那种影响长达几代人的“长时段”变革就更是如此了。

虽然我们无从设想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如何看待新冠时期，但却可以回望历史——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无法简单类比，但提供了人们在面对危机时如何作出不同选择，这往往决定了此后很长时期里他们所走的道路。事实上，正如我们在新冠疫情爆发后所看到的，各国的临时应对往往都深植于自身的政治文化传统，并很可能会不断检验、调整之后成为其主导性的模式。

很多历史学家都发现，中世纪的封建农业经济在欧洲各地都颇为相似，但1348年的黑死病在无意之中成了分水岭。黑死病让整个欧洲接受了新的思维和行为方式，终结了中世纪公社，但它在各地影响迥异：英格兰和法国的佃农从庄园主手中赢得了更大程度的自主权，东欧的大部分农民却再度成为农奴（reenserfed）。

就历史的大趋势而言，这两条道路可以说背道而驰：黑死病在西欧造成农奴制无法维系，在东欧却强化了农奴制。佩里·安德森在其名著《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中指出，西欧的绝对主义是对农奴制消亡的补偿，贵族无法完全控制城市，又不得不去适应；但在东欧，绝对主义却是巩固农奴制的手段，其背景则是自治城市生活和抵抗的消失。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迥异的“大分流”（the Great Divergence）？原因很复杂，归纳起来，大抵是疫情的冲击程度、民众的议价权和精英斗争的结果，而这往往最终都取决于社会结构本身。

在英格兰，黑死病使总人口从550万暴跌至400万（有些推测甚至认为是跌至250万），公认是英国历史上人口下降最快的时期。这对经济造成深远冲击：劳动力短缺导致工资翻倍、租金下跌。由于西欧的权威分属领主、国王、教会等不同精英，在相互重叠的法律系统下，对土地和劳动力的控制也被分散，结果是民众逐渐获得了一点讨价还价的权利以改善自身处境，而劳动力价格攀高，又迫使早期资产阶级想办法去研发机器——又或在海外采取奴隶制。

当然，确切地说，在西欧至少还有一条道路：与英法那种逐渐摆脱旧经济模式的道路不同，同样遭黑死病重创的意大利，重商主义思想则渐渐衰退。“财富和贸易的光明前景戴上了淡淡的忧伤。‘没有什么比死亡更确定，也没有什么比死亡来临的时刻更不确定’成了流行的说法。商人们越来越倾向于规避风险，越来越保守，越来越害怕财富会突然消失。”（《财富之城：威尼斯海洋霸权》）这是一种相对保守的“新思维模式”。

东欧的情况则完全不同。可能由于人口密度低、交通不发达，黑死病的传播和伤亡反倒不严重，但更重要的是精英的反应。社会学家理查德·拉克曼在《不由自主的资产阶级》和《国家与权力》两书中强调：近代早期的东欧和俄国精英“在统治和获取剩余价值两方面都是清楚分割，没有交集的，随着贵族在国家内部的联合，精英内部斗争的基础就不存在了”。这样，最终是所有精英都为国家服务，强化了国家对农民的强制，“到16世纪末，整个西方都在砸碎或至少放松将农业人口束缚在土地上的锁链；恰恰与之相反，此时的俄国忙着打造前所未闻的沉重锁链”（瓦利泽乌斯基《伊凡雷帝》）。

这可以看作是对危机的不同反应：是通过广泛的协商、妥协和交换来实现资源配置的优化，还是通过国家力量的强制来动员出社会的全部力量？这两者未必非此即彼，而可能有着不同程度的混合，也不见得是有意选择，倒不如说是既定社会结构下反复博弈的结果。

但这样的道路一经选定，就会造成很强的路径依赖。俄历1762年2月18日就废除了贵族强迫服役制，按理本应紧接着解放农奴，但历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对此有一句绝妙的讽刺：“虽然农奴制在第二天即2月19日就废除了，但却是在99年后的第二天。”——解放农奴的法令直至俄历1861年2月19日才发布。

即便在1861年废除农奴制后，俄国政府在十多年的时间都曾再三发布命令阻挠农民自由流动，因为大量农民迁移使地主无法找到廉价劳动力。一旦社会运作深深依赖一套结构性安排，要改变起来是极难的。沙皇尼古拉一世在1842年的国务会议上就曾说过：“农奴制是俄罗斯生活中无可置疑的邪恶之物，但我认为要是去触动它，是更加危险的。”文豪托尔斯泰也在1852年的日记中坦率地承认：“农奴制的确是一种罪恶，但它又是一种令人极其愉快的罪恶。”显然，就连他这样富有良知的贵族也不愿放弃自己的优越地位。

这一历史道路深深影响了俄罗斯的历史进程。对统治精英来说，这意味着可以对无限的劳动力有着绝对的控制力量，因而像彼得一世可以投入巨大人力，在建设新首都的三年内使15万工人致残或伤亡，也在所不惜。米高扬曾回忆，斯大林“知道俄国农奴的主要特性就是特别能忍”，因而他的统治方法之一就是打掉精英们的傲气和自主精神。苏联时期的国有农场和集体农庄因而常被称为“第二次农奴制”，直至1991年才在叶利钦手中终结。

英国史学家彼得·伯克曾解释为何黑死病后“农奴制度在易北河以东地区兴起的时候，正是易北河以西地区衰退的时期”，他的结论是：“在易北河以西，土地是稀有的生产因素，统治阶层就试图从农民手中夺取土地；而在易北河以东，劳动力较为稀有，只有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才能获得更加丰厚的利润。”换言之，东西欧的精英都谋求将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遇到的情形、阻力和产生利润的方式不同，而农奴制最终的失败，其实是因为在经济上被证明为低效、浪费、欠缺竞争力，甚至无利可图。

从这个视角来看，或许也可以说，将1000万非洲人贩至美洲为奴的西欧人，是无法奴役本国廉价劳动力，才选择了将黑人作为廉价劳动力来源。后来曾任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的史学家Eric Williams曾在他那部引发广泛争议的《资本主义与奴隶制》（Capitalism and Slavery）一书中论证：最终终结奴隶制的并不是因为人道主义的进步，而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整个系统已经毫无利润可言。

回到我们当下来说，对危机的反应将会使中国走上哪一条道路？人们像当初的意大利人那样保守地规避风险，但物价虽然上涨，劳动力的讨价还价余地却反而小了，不仅工资没翻倍，相反倒要小心自己别被裁员，扔下船去。从某种程度上说，当下的中国看起来倒更像黑死病后的东欧道路：一元化的精英结构和相对于社会超强的国家权力，特别能忍的民众，而一份工作就像是当年的土地一样束缚着我们。

当然，这样的类比是不严谨的，不说别的，即便是秦汉以来的中国农民，境况也公认要比欧洲的农奴好多了，毕竟中国的佃农所受的束缚主要是经济的而非法定的。但不可回避的一点是：在我们这个国家的传统中，对那种“集中力量办大事”式的经济强制的偏好，要比市场体制的调节深入人心得多。

德国社会学家韦伯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意识到，现代职业人的理想类型需要一个动态的经济体系，受一个开放的社会结构保护，而另一个选择则是普遍的官僚政治，“未来的农奴制铁笼”，这将使“作为一个精神形式的特殊职业意识成为多余之物”。自新冠爆发以来，这正是让我觉得值得忧虑的迹象：整个社会的开放性已受到重创，从上到下开始转向一种计划性更强、也更注重依附性和强制力量来推动的模式。

它的轮廓现在还无法完全看清，甚至也无人知道它会不会又生变。毕竟要实现铁笼化的全面内部整合需要长期彼此隔绝，但现代社会已经远不像黑死病时期那样可以做到这一点，很多看起来会引发深远影响的事件，其实事后看看也最多就是影响了一二十年，连改开至今也不过只是40年。不过，我还是深信一点：只要中国无法再保持闭关锁国，那么过多依靠强制性的模式将在经济学意义上被证明为无法最优化配置，不利于发挥出中国人的潜力，最终缺乏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