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三次的逃港大潮

在上个世纪五十至七十年代，有大约250万内地居民，由深圳越境逃往当时的英属殖民地香港，这些逃亡者有的葬身怒海，有的客死途上，有的成功抵达开始了崭新的生活。研究者认为这是中国现代史上历时最长、人数最多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

规模最大的逃港潮有三次，分别在1957年、1962年和1979年。逃港者中有机关干部、知识份子、学生、军人、工人、知青、农民以及其他普通城市居民，他们来自广东、福建、湖南、黑龙江等12个省、62个县市，这些人因为偷渡在当时被视为“叛国投敌者”。

《大逃港》一书作者陈秉安先生研究认为，导致内地居民大规模逃亡香港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和政治方面的。

他表示：“当年大陆搞合作化、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经济濒临崩溃边缘，宝安一个农民一天的平均收入，大约在7角钱左右，而香港农民一天的收入平均为70港币，两者间悬殊近100倍。”而1957年反右倾、1965年的“四清”和1966年的文革等一系列运动，对知识份子等民众的伤害亦让人们无法忍受。人们只好不惜冒着生命危险，逃亡“自由世界”。

1952年，32岁的张爱玲，只身在烈日下走过了宝安县罗湖桥，来到香港。在她身后，上海公寓里的流言与传奇，被铺天盖地的标语和口号湮没，她的身影则在他乡渐行渐远。

这只是大规模逃亡香港风潮的预演。50年代初，超过75万名来自内地的居民涌入香港。

在广东宝安县，公安机关的主要任务一度是监视“三偷”：偷听敌台、偷窃集体财产、偷渡出境。有的农民借口去割草，划着一只小船便偷渡到香港去了。相比之下，生产队干部似乎更心疼偷渡客划走的那条小船。

宝安外事办公室《关于经宝安县偷渡香港问题的调查报告》（宝外字10号，1959年1月28日）显示，1956—1958年，经宝安县偷渡的共有20105人，其中宝安县的有6448人，外省及外县的有13657人，宝安县偷渡出港的有3955人。逃出去的大部分都是青壮年，以致不少边防村庄成了 “女儿国”、“老幼院”。民谣便说：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文史参考》）

避孕套当“救生圈”，撒老虎的粪便防警犬 

当时在广东偷渡， 按方式可分走路、泅渡、坐船3种，按路线， 则有东线、中线、西线之别。泅渡通常是首选，其方式可谓五花八门。偷渡者往往会选择西线，即从蛇口、红树林一带出发，游过深圳湾，到达香港新界西北部元朗。

偷渡者一般都带有汽车轮胎或者救生圈、泡沫塑料等，还有人将避孕套吹起来挂在脖子上，一直游过去。广州人把从水路偷渡逃港称作“督卒”，借用下象棋术语，取其“有去无回”之义。民众也常常自发去珠江中练习游泳，以便日后“逃港”派上用场。不少孩童从小便被家人灌输“好好练身体，日后去香港”之类的思想。

要顺利游到香港，除了最佳下水地点外，还需要更多技巧。准备充分的人在偷渡时，会带上一个小型的充气救生圈之类的可供漂浮的物体，但并不是一下水就用，因为那样会影响速度，也容易被发现。相反，他们会将这些充气物腔内的空气放掉，折叠好带下水，等到游到中途累了时，拿出来吹上气漂浮水上稍作休息。有些人在下水前喝上一大碗煮好的姜汤，虽然辛辣，但能驱寒，不至于在途中被冻死。

从陆上偷渡， 便是通常的中线，即在深圳梧桐山、沙头角一带，翻越铁丝网，到达香港，广东人戏称为扑网”。这种网很难翻过去，后来铁丝网装了先进的感应装置， 一触网就会被发现，探照灯、哨岗和警犬的组合是致命的危险。为了防狗，偷渡逃港者临行前往往会到动物园收买饲养员，找一些老虎的粪便，一边走一边撒，警犬闻了粪便的气味以为有虎，就不敢追了。有人为防止被边防军看到，将西瓜挖空，瓜皮套在头上，只把眼睛露出来。

陆上越“网”， 海上破浪， 是年轻人所为，中老年人、儿童妇女只有坐船之法了。坐船， 相对而言较安全， 但带有集团性质， 出了事问题较严重， 而且要付300元不等一笔不小的费用， 但为“逃港”，不少人往往不惜倾家荡产。乘船偷渡会偏向于东线，即大鹏湾水路，在惠阳和深圳之间，距离香港十多公里的水面，而且海浪很大，经常发生偷渡时溺亡的情况。

1962年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引发大陆民众大逃港。

六十年代初的赶英、超美的“大跃进”，直接引发了三年“自然灾害”，千万民众死于饥荒、疾病。愈演愈烈的逃港风潮，终于在1962年如火山喷发。

至今，广州许多年长者依然记得，当年珠江作为泳场的盛况：成百上千市民在一泓江水中强身健体，口号喊得分外响亮，其背后的真正意图大家都心照不宣：为了随时可能发生的远行——偷渡边防线，逃亡到香港。

1962年，大批吃不上饭的百姓像潮水一般逃往香港，香港媒体曾以“五月大逃亡”、“水银泻地”冠之。当时传出谣言说“英国女皇诞辰，大放（边境）三天”、“第三次世界大战快打了”，不少民众感到逃港才是出路。又有人逃港成功后很快就给家里寄钱了，旁人见了充满憧憬，不顾一切冒险前行。

解密的宝安县委《关于制止群众流港工作的情况汇报》等文件显示，1962年4月26日开始，在宝安县由东至西百余里长的公路上，外流群众成群结队，扶老携幼，如“大军南下”，“来势汹汹，简直有点招架不住” ，宝安县委第一书记李富林后来曾回忆道。

除了人数众多外，有些逃港者还有组织、有指挥，每人均持有一条4尺多长的木棒，扬言说：“在冲到边界时，不论谁要阻挠我们，我们不得退步，要用棍与他们搏斗继续冲过去，甚至开枪也不要后退掉队，谁掉队就要用棍打谁。”也有逃港分子以手拉手、肩并肩的示威之态，强迫民警开闸。

此次逃港风波惊动了中央，周恩来责成广东省委，迅速制止群众大批外流。广东省委负责同志亲自来到宝安现场指挥，组织遣送逃港群众返乡。

广东从各地抽调万余名官兵，对从香港遣返回来的群众、滞留在边境的外流群众坚决遣送回乡，同时在铁路、公路沿线的东莞石龙、宝安龙岗等通往边境的交通要道和前沿主要地段，设立堵截收容站，堵截收容逃港人员。从5月22日至7月8日，共遣送了51395名外流人员回乡。广东很多地方规定，只有凭单位证明，才能购买到宝安的车船票。

这次逃港，惠阳、东莞外流成风，广州、南海、台山、潮安等62个县（市）及全国12个省市自治区的群众也闻风而来。宝安境内通向边境的铁路、公路客运突然紧张，5月中旬达到高潮，到7月才基本平息。据统计，从4月底至7月初的短短时间里，超过十万人次涌入深圳。

1962年之所以掀起逃港狂潮，直接原因就是内地的大饥荒。珠三角一带，民众为了解决粮食短缺问题，纷纷致信香港亲友求助。香港亲友便把食物装入锌铁盒子密封起来，用毛巾或布把盒子包得严严实实，写上姓名地址，通过邮局寄回内地。内地出于政治考虑，一度下令禁止邮包入境，于是所有的邮包全数折回香港。人们没有饭吃，自然就寻思着往外跑，另外，其时恰逢香港经济起飞之际，为了解决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劳动力短缺问题，港英当局开始实施新身份证申请政策（俗称“抵垒政策”）。新政策规定，凡成功抵达市区而又具有工作能力的人都发给香港身份证，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地承认了非法移民的“合法”身份，对于非法入境者来说无疑就是“大赦令”，以致助长逃港风潮愈演愈烈。“文革”期间，“逃港”之风更是有增无减。

拿青春赌明天，知青成“港漂”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从20世纪60年代末开始，大批在深圳宝安插队的知青开始选择偷渡香港，以孤注一掷的心态，拿青春与命运做一把豪赌。广州一带，“早上一醒来，就发现身边几个知青已经不见了”。

虽然当时知青们天天接受 “思想教育”，对香港的概念也是“资本主义的花花世界”，“富人的天堂、穷人的地狱”，但他们私底下常常偷偷收听香港电台。加上时不时有香港人回乡探亲，带回“新奇”的物品和见闻，什么威化饼、塑料雨衣等，这一切，让许多返城无门的知青们，从香港看到了人生一线新的亮光。

1967年1月，著名音乐家、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因饱受凌辱，铤而走险，在一个月黑风高之夜，舍弃北京的生活，携家带口乘坐一艘布满标语和口号的小艇偷渡到香港，然后秘密转道赴美国。1月19日全港报纸头版报道了这一消息。一场以广州知青为主体、长达10年的逃港浪潮由此拉开了序幕。

知青偷渡的地点一般选在蛇口，这里距香港4公里。最近的一个下水点在海边公路125公里路标处。最适合的时间为每年八月和九月的初三到十八之间。根据海潮涨退规律，当地人总结出谚语：初三十八水顶流。在这段时间下水为顺水，不用太费力就能游到对面。

当时，边防军巡查得很严格，但总有人能蒙混过去。海边是大片的红树林，偷渡者往往会躲在林中，趁士兵换岗的短暂时间迅速下水。当时中英以水为界，不论潮涨潮退，只要一下水，就出了中方地界，无权再管。

泳圈、气枕等在当时属于违禁品，根本不可能带到宝安海岸沿线，知青便想出了很多奇招，比如把篮球塞到网袋里，就是泅渡的“救生衣”了，也有人拿乒乓球拍当桨，用被子当帆，下水后努力往对岸划，并且下水前一般都会准备好一些炒米饼当干粮，随身携带，以防发生不测，好歹有东西充饥。

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卷入逃港潮 

1967年7月，北京红卫兵领袖朱成昭和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南下广州，被当时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戚本禹定性为：“偷了地质部国家机密，企图偷越国境。”

朱成昭曾经是全国最大的红卫兵组织首都三司的总司令，当时首都红卫兵三司“如日中天”，和中央文革有密切的关系，一度被认为是代表中央。首都三司领袖朱成昭叛逃在西方无疑是爆炸性新闻。此外，朱成昭南逃的时候还带走了叶剑英的公主，当时也是红卫兵领袖的叶向真。

根据有关文革的史料介绍，周恩来亲自派公安部副部长于桑到广州把朱成昭和叶向真带回北京。朱成昭、叶向真和许多红卫兵三司领袖被隔离审查。有的三司头头被逼跳楼自杀。 

七十年代末的逃港潮 

1976年“文革”结束，内地民众从极端的政治高压中解脱出来。沿海一带，老百姓们通过境外的亲朋好友接触了更多的信息，加上阶级斗争的枷锁开始松懈，一种前所未有的躁动在民间浮现出来，“逃港”高潮却再次突如其来。

较之以前，“文革”刚刚结束的“逃港”风波，人员更广泛、势头更迅猛，甚至引发了局部的社会恐慌。“文革”中，“逃港”人员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即困难群众、知识青年和“阶级异己分子”。“文革”后，不少普通市民、基层干部，甚至一些十多岁的中学生都加入了这支队伍。

在广州，各个收容所中便经常能看到成群结队的因偷渡而被遣返的少年。在珠三角很多地方，“偷渡”更是公开的秘密。哪家有人“偷渡”成功，家人不仅不避嫌，反而会在外人面前炫耀，更有好事之徒会大摆筵席，大放鞭炮，以示庆祝。

广州番禺县的沙湾大队，还出现了以生产队长为首，党支部书记和治保主任全部参与的偷渡事件，他们乘船外逃之时，竟还有数十名村民到海边饯行。惠阳县的澳头公社新村渔业大队，一共才560多人，短短几个月就有112人偷渡成功，大队党支部的6名支部党员，除一名妇女委员外，其余5名都偷渡去了香港。

对越演越烈的“逃港”，当时的边防几乎已无能为力，如果再加强力量，从全省甚至全国调集军警过来，势必造成不良影响。除了给国际社会留下不好的印象以外，更重要的是，大规模的武装拦阻搞得不好有可能引起民愤，形成突发的群体性事件。

中共红色公主偷越国境 

在冒着生命危险，逃往自由世界的大潮中，不仅有拖儿带女的农民，也有中共的红色公主，中共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的女儿刘涛。

据目击者介绍，1976年，中缅边境的瑞丽江畔，刘涛试图越过波涛汹涌的瑞丽江，偷渡到界河对岸的缅甸，被当地武装民兵发现，并押回北京。当时的目击者回忆道：那天，东方刚刚朦胧见红，有几个女民兵慌慌张张跑来，在民兵队长家竹楼下大喊：“队长，不好了，有几个人在江中往对面的木姐方向游去。”

民兵们在队长的指挥下，驾着四条细长的竹木船向江心冲去。前面两个黑影很快就被大浪冲到了下游，向伊洛瓦底江滚滚而去，手摇的木船根本追不上他们；幸好另外几个隔得近一点，被民兵拖上了木船。

偷越过境的女孩被审了半天，只说了一句话：“我叫刘涛，什么都不想给你们讲，要讲我要向公安部的华国锋部长讲！”这个偷渡团伙共有5个人，3男两女。

1979年的逃港潮最为惊心动魄。当时有传言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登基会实行大赦，十多万来自各地的民众聚集在深圳和香港的边境地带，形成汹涌的人潮。他们不顾边防军的鸣枪示警，拖儿带女，强行越境，前往香港。第二天，深圳湾海面上漂浮起几百具尸体，无声地展现出中国人用脚投出的庄严一票。他们在香港的繁荣和自由以及中国的贫困之间，做出了“不自由，毋宁死”的勇敢选择。

1979年春节前后，广东高要、四会等县，因谣传“边境开放”，有几千群众拖男带女，涌向广州火车站，要去香港。顺德、南海等县，也谣传“边境开放三天，花30元港币可买票去香港”，造成连续几天都有几百群众在广州火车站吵闹纠缠。

在广东一些偷渡外逃严重的地方，各种谣言更是满天飞，什么“边防口子开放”，“广东要放100万人去港”，“中越边境打仗，部队调走了，再不跑，以后就没有机会了”等等。

那时，来自各地的偷渡客都是背着一锅饭来的，当时深圳所有食品杂货店的饼干面包都被买光了，连咸鱼都断货。据统计，1月至5月份，广东省共发生偷渡外逃11.9万多人，逃出2.9万多人，人数超过历史上最高的1962年。这一年的春夏之间，尽管设立了70多个哨站，日夜加强巡逻，外逃偷渡的人依然如永不退潮的潮水，不断涌向边防卡哨。

5月6日，来自惠阳、东莞、宝安80多个乡镇的7万群众，如数十条汹涌的洪流，黑压压地扑向深圳，两个海防前哨不到半个小时就被人山人海吞噬。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在地里的农民一听说“边境开放”的谣言，脚都没洗，走出稻田，回家拖儿带女就往香港方向跑。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还出动了7架直升飞机，2艘军舰，军警4000人，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

此次外逃的不仅是普通百姓。深圳自1978年以来，有119名干部和193名干部子女，经申请批准，以“合法”身份去了香港，全市干部逃港有557人，逃出183人。市直机关有40名副科级以上干部发生子女外逃问题，共逃出56人。造成了“有权的批出去，有钱的买出去，没权没钱的逃出去”的局面。

迅猛的外逃风潮还催生了一个新的行业：“拉尸行”。鼎盛时，深圳活跃着200多个“拉尸佬”。蛇口海上派出所规定，“拉尸佬”每埋好一具被淹死的偷渡客尸体，可以凭证明到蛇口公社领取劳务费15元，如尸体已经腐烂，甚为难闻，掩埋困难，就加至20元。这个数目相当于一个村民10天的收入。

说起“5·6”事件，一位深圳老人，不胜唏嘘：说5月7日，“大放河口”的翌日，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漂浮着数百具尸体，腥臊的海风抹去了这块土地上的任何一丝生气。东起沙头角，中至下步庙，南到红树林、蛇口，连一个人影也难以找到。

据统计，1979年广东发生偷渡外逃30万人次，逃出人数75817人。1980年1月至8月，广东又发生偷渡外逃143134人次，逃出36673人。为此，香港当局也不得不于当年宣布取消实行多年的“抵垒政策”，转为实行“即捕即解”——所有由中国内地抵达香港之非法入境人士将被遣返中国；市民必须在本港任何地方携带身份证备查；禁止非法入境人士就业，否则雇主将被严惩。

大逃港带给中央的震撼是巨大的，1977年11月，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定在广东，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与他同行。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逃港”作为一个重大的恶性政治事件被捅了出来。正当广东的同志忐忑不安地等着指示之时，邓小平却出奇的沉默。他连吸了几根烟，缓缓地转过身来，平静地对大家说：“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此事不是部队管得了的。”邓小平认为“这是我们的政策有问题”。随即邓小平即开始实施改革开放，希冀让人民生活不再困顿。

屡禁不止的“逃港”事件直接催生了经济特区。长期的反偷渡斗争，使中央及广东的领导人认识到，光靠严防死守是不可能有效地遏制偷渡的，必须另辟蹊径。1980年8月26日，经济特区在“逃港”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由此拉开了旨在让中国人民富起来的改革开放的序幕。

关于大逃港这一段历史，电视剧《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中有反映，再现了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动荡，以及改革开放的决策过程。

来源：@织女veg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