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 高龙彬 来源：《历史评论》2020年第2期 1910年，东北暴发大面积流行性鼠疫。中国对这次鼠疫的成功防治，避免了14世纪欧洲那场骇人听闻的黑死病灾难在亚洲的重演，也开启了中国公共卫生事业的近代化历程。
暴发
1910年（旧历庚戌年），东北暴发了大面积流行性鼠疫。但经过有效防治，它避免了成为类似14世纪欧洲暴发的骇人听闻的黑死病，那场黑死病造成约2500万人丧生，约占当时欧洲总人口的四分之一。
庚戌东北鼠疫的暴发具有重要的外部诱因。近代东北被迫开埠通商后，列强将东北地区拖入世界资本主义市场，不仅向东北倾销商品，而且通过资本力量促使东北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东北地区历来是重要的动物皮毛产地，经特殊工艺加工的旱獭皮毛可与貂皮媲美，在国际市场声名较盛。西方市场的火热需求刺激了毛皮加工业的发展，助长了产业上游的扩充。毛皮商人为趋暴利，大量招募“闯关东”的山东、直隶人从事旱獭捕杀。旱獭是鼠疫杆菌的宿主，伴随着旱獭捕杀规模的扩大，捕獭者染上鼠疫的几率随之提高，疫病暴发的频率愈发频繁。 1910年10月下旬，鼠疫在地处中俄边界的满洲里出现，最初的感染者正是捕杀旱獭者。随着感染者和死亡者的增加，民众开始恐慌，纷纷乘火车甚至步行逃离满洲里。这批人员聚集性强、流动量大，造成较高的传染率。11月上旬，鼠疫经东清铁路传播到当时东北亚的中心城市哈尔滨，并经由东北比较发达的铁路交通网进一步扩散至东北其他城市，蔓延至关内的直隶、山东等地，波及华北、中原广大地区。此次鼠疫持续周期超出以往，历时4个多月，造成大约6万人丧生。
防治
面对突如其来、迅速蔓延的鼠疫，清政府既要防备外力掣肘，又要妥善处理中央与地方、地区与地区之间的微妙关系。庚戌鼠疫的防治行动就是在此背景下展开的。 清政府委任施肇基为治疫大臣，邀请中外闻名的医学专家伍连德担任哈尔滨防疫局总医官。伍连德实际上承担了主持鼠疫防治的职责。伍连德，祖籍广东新宁，1879年生于槟榔屿，曾获剑桥大学医学博士，后赴德、法等国从事医学研究，担任过英国肺病医院院长，1907年应邀担任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副校长。伍连德的专长和能力在这次鼠疫防治中得到充分展示，是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的重要因素。 伍连德于1910年12月下旬到任后，首先对鼠疫感染者的尸体进行解剖检验。结合隆冬时节鼠蚤罕见，鼠疫杆菌难以通过鼠蚤叮咬传播的实际情况，他判断鼠疫大规模暴发的真正原因是鼠疫杆菌通过人类的呼吸道获得快速传播。伍连德据此提出“肺鼠疫”的概念。这一概念系世界首次提出。区别于传统认知下的“腺鼠疫”，“肺鼠疫”可以通过飞沫传播，这是判断庚戌鼠疫可以人传人的重要依据。 
伍连德到达哈尔滨后建立了首个防疫实验室。图为伍连德在实验室进行鼠疫病原学检验工作 George Ernest Morrison/ 供图
面临医护素养有限、药品预储不足、财政应付不及、检验条件缺失等诸多困难，防治团队只能因地制宜，积极寻求替代手段，并建议政府综合采用各种措施，补充医疗条件不足。
第一，区分治疗对象，精准施策。在确诊的鼠疫感染者以外，伍连德首提“疑似”病例概念，防疫局在疫区除最大限度利用公共空间创建医院外，还设立“疑似病院”，每天为隔离的疑似人员测量体温、查看症状，7天没有发病症状的疑似人员方可解除隔离。 第二，采用网格化方式分区管控民众。防疫局用红、黄、蓝、白等颜色的证章区分不同区域的人员，各区域人员被限定在本区域内活动，以消除鼠疫交叉传染。哈尔滨地方当局在隔离区配备一定数量的警察加强管理，医生按户实施强制检查。 第三，发明与推广使用口罩。口罩是隔绝飞沫有效而便捷的用具，但在当时却属鲜见。伍连德在医用物资匮乏的条件下，用多层纱布制成“伍氏口罩”，遮盖口鼻，对阻绝病疫传播发挥了基础作用。 第四，注重医护人员的防护。法国专家梅尼在为病人诊疗时因未戴口罩，不幸感染而死，给防治工作敲响警钟。医院严令，医护人员不仅要穿工作服、戴医帽和手套，且须佩戴口罩，并进行细致消毒。 为了切断鼠疫传播，清政府还采取了一系列其他措施，如在满洲里发布禁令，禁止继续捕杀旱獭；在东北各主要城市开展大范围的灭鼠行动；焚烧疫尸并在东清铁路沿线各主要城市推行；中止交通，严守山海关陆路通道，从东北入关的人员，必须在山海关进行医学观察，停留5日不发病者方可放行，等等。 应该说，这些措施在今天看来，也颇有可圈点之处。清政府委派伍连德为治疫组织者，使疫情防治得以在先进医学理念的指导下推进。伍连德通过精细的实验找到疫源，为治疫工作奠定基础。防疫局在疫情管控和协调方面发挥了有效作用，通过与地方政府相互配合，切断疫源、阻断交通，开展综合防控，使疫情得到有效遏制。 
伍连德因陋就简，利用能收集到的纱布制作简易口罩，推广使用。图为哈尔滨防疫人员合影，其中大部分人员佩戴的是“伍氏口罩” 杨兴斌 / 供图 但这次疫情防治也有若干值得反思检讨之处。疫情暴发之时，东三省总督称病居京，东北各方群龙无首，处于各自为政的困境。其他地方也谈不上支援东北的问题。鼠疫防治虽然采用了现代医疗手段，但缺医少药、设备匮乏，连制作口罩的纱布都相对短缺，给防控效果带来不利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诸多外部因素也对治疫造成限制。在控制疫源方面，禁止捕杀旱獭相对容易实现，但引发大量捕杀旱獭的国际皮毛市场交易则难以抑制。还有，当时的东北被俄国和日本“分而据之”，无论停开东清铁路、南满铁路及其支线的列车，还是在铁路附属地开展治疫工作，都需要与俄、日交涉。在疫情早期，俄、日两国为避免经济损失，并未及时停止铁路客运，致使鼠疫沿铁路线快速蔓延。疫情规模扩大后，俄、日、法、美等国围绕东北“治疫权”进行争夺，向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以期在华攫取更多特权和利益。这不仅是对民众生命的漠视，更是对中国主权的损害。
善后
庚戌鼠疫被成功扑灭后，清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善后举措。召开“万国鼠疫研究会”。1911年3月鼠疫基本得到控制，伍连德上报清政府外务部，请求在奉天（沈阳）召开专题国际研究会。这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中国召开的国际性科学会议，邀请了德、美、英、法、俄、日等11 国鼠疫研究领域的34名知名学者和医疗专家。会议于4月3日开幕，持续了26天。清政府派施肇基作为特使出席会议，伍连德被选为会议主席。会议期间，总共举行了24次全体会议，并设立病理、解剖、细菌、流行病、历史和治疗等6个分会场，对庚戌鼠疫所涉及的问题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研究，为以后世界各国防治鼠疫提供了实践样本与经验。与会专家以会议的名义形成报告提交中国政府。英国《泰晤士报》称，“此次会议开创了中国医学史的新时代”。
创办东三省防疫处。在“万国鼠疫研究会”上，伍连德提出设立东三省防疫处的倡议。1912年10月，中国近代第一个常设公共卫生防疫机构在哈尔滨创建。防疫处建立后，其核心工作是对鼠疫主要宿主旱獭的研究及对疫源地的管控；同时，防疫处密切关注国内外鼠疫、霍乱、天花等传染病疫情动态，组织海港检疫工作。此外，防疫处还开展公共卫生知识普及和调查工作，促进个人与公共卫生改善。东三省防疫处的工作，有效抑制了东北大规模瘟疫的发生。 设立海港检疫机构。东三省防疫处建立后，先后在哈尔滨、满洲里、同江、依兰等地设立防疫医院和隔离场所，并建立了营口海港检疫医院，在东北建立起较成体系的近代化防疫机构。在此基础上，之后的北洋政府逐渐建立起中央防疫处等专业公共卫生机构。其中，营口等海港检疫机构的设立与发展，开创了中国海港检疫事业先河，也成为中国收回海关权益的重要一环。 1910年的中国，正值多事之秋，国贫民弱，内外交困，但中国人依靠自己的努力，短短几个月就控制了疫情，而不是束手无为，靠群体免疫来解决问题，令人感慨。 （作者单位：黑龙江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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