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弗格森：美国和中国正步入“黑暗森林”

转自： 文化纵横 原创：彭博新闻 翻译：聽贰拾肆橋

“我们正处在一场冷战的前沿地带。”去年11月，亨利·基辛格在北京的彭博新经济论坛（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上接受我采访时这样讲。这一观察本身并不全然令人震惊。自去年年初，我就清楚意识到，美中之间已开启一场新的冷战。这一洞见不只依据对资深政治家的访谈。我是在疯狂阅读中国科幻小说时得到这一想法的，尽管这可能显得反常识。

先来看历史。2018年初，围绕关税和知识产权盗窃的贸易争端开始，到当年年底，贸易争端演变成了一场技术战争，主题关乎中国公司华为在5G 网络通信领域的全球主导地位；演变成了一场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这是对北京的民族政策和处置香港问题做法的回击；也演变成了一场有关台湾和南海的旧摩擦的升级。 尽管如此，尤其是对基辛格而言，承认我们正处于冷战的开始阶段依旧不同寻常。自1971年首次秘密访问北京以来，基辛格一直是美中接触政策的总设计师。四十五年来，这一政策成了美国外交政策的主旋律，从根本上改变了冷战中期的均势，构成不利苏联的局面。它为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中国工业革命创造了地缘政治条件。在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它带来了一种极不一般的金融互利关系，2007年，莫里茨·舒拉里克（Moritz Schularick）和我将这一关系命名为“中美共同体”（Chimerica）。 

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何以恶化得如此之快，乃至于基辛格眼下都谈起了冷战？这一问题的常规答案是，唐纳德·特朗普总统像一只落锤般荡入了“自由主义国际秩序”，第二次冷战只是他的“美国优先”战略的负面后果之一。但这一看法过于重视美国外交政策2016年以来的变化，而不够重视四年之前中国外交政策的变化。未来的历史学家会发现，中美共同体的败落始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一位领导人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再也没有任何必要韬光养晦了，那曾是邓小平的著名建议。 

四年前，美国中部的选民投下了支持特朗普的选票，当时，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接触政策的不对称回报及其经济上的必然结果即全球化的杯葛。不仅中美共同体的经济利益不成比例地流向了中国，不仅其成本不成比例地由美国工人阶级承担，而且同样一些美国人眼下看到，在一个新的战略超级大国诞生的时刻，他们在华盛顿选出的领导人充当了助产士的角色：这个甚至更难对付的新的战略超级大国正在挑战全球主导地位，因其经济实力强过苏联。

不只是基辛格承认美国与北京的关系恶化了。另一位接触政策的长期支持者奥维尔·谢尔（Orville Schell）最近也承认，接触方式已告失败，“因为以真正有意义的方式展开接触，可能激发人们实施更多改革、推动更多变化的诉求，并最终造成党的灭亡，党对这样的方式深感犹豫。” 与此同时，批评接触政策的保守派人士急于在这一政策的坟墓上跳舞，他们敦促在经济上“隔离”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大幅弱化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在特朗普行政分支的更多恐中成员，特别是国务卿迈克·蓬佩奥（Mike Pompeo）、副国家安全顾问博明（Matt Pottinger）和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Peter Navarro）那里，这方面的举动出现了大跃进。在过去三年半的时间里，他们一直认为，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唯一重要的事情是，他改变了美国对华政策的路线，即从接触转变为竞争，这一点在2017年的《国家安全战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中得以阐明。2020年的诸多事件或将证明他们的正确。

自2017年以来，美国公众尤其是老年选民对中国的态度明显更加强硬。中国是近年来两党达成真正共识的少数议题之一。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的竞选团队显然打算把拜登刻画成在中国问题上持有比特朗普更强硬的立场，这是这个时代的标志。而在香港问题上，众议院民主党议长南希·佩洛西与蓬佩奥一样愤愤不平。 我曾指出过，这场新的冷战既是不可避免的，也是可取的，这尤其是因为它让美国摆脱了自得自满，转而砥砺奋进，力求不让中国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和其他关键战略技术方面超过自己。但对我的这一观点，目前依旧存在明显的抵触，在学术界尤其如此。 上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基辛格全球事务中心（Kissinger Center for Global Affairs）组织了一个有关疫情后世界秩序的论坛。在这个论坛上，绝大多数发言者就新冷战的危险性提出了警告。但谷歌公司前主席埃里克·施密特倡导一种“竞合”（coop-etition）的“对立-伙伴关系”（rivalry-partnership）模式，在这种模式下，美中两国或可再度以三星和苹果公司行之多年的那种方式展开竞争和合作。 哈佛大学的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是畅销书《注定一战: 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的作者，他给出了十一世纪的中国宋朝皇帝和辽国在中国北方边境地区“亦敌亦友的关系”（frenmity）作为例证。艾利森认为，大流行病“让这一点明白无误：即要将中国清楚确定为敌人或朋友是不可能的。对立-伙伴关系听起来或许复杂，但生活就是复杂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前第一副总裁约翰·利普斯基（John Lipsky）写道:“建立一种富有成效且可预期的美中关系，是巩固全球治理机构的必要条件。”美国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斯坦伯格（James Steinberg）评论说，上一次冷战“曾在数十年间投下一场全球大屠杀的阴影”。“为形成一个限制对立、创造合作空间的环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 ”

我在胡佛研究所的同事易明（Elizabeth Economy）给出一个答案：“美国和中国可以……合作应对某个全球性挑战”，也就是气候变化。布鲁金斯学会的汤姆·怀特（Tom Wright）采取了类似的路线：“只关注大国竞争而忽视合作的需要，实际上不会给美国带来相较于中国的持久战略优势。” 所有这些听来都极其合理，但忽视了一点。中国共c产d党不是三星公司，更不是辽国。相反，今天“对立-合作关系”的支持者忽视了一种可能性，即中国人对亦敌亦友这种关系没有兴致：第一次冷战中（尤其是1968年之后）正是如此，当时的学者往往是鸽派，而非鹰派。他们非常清楚这是一场冷战，因为这是他们挑起的。

诚然，也有中国学者痛惜接触政策的一去不回。经济学家余永定最近加入到波士顿大学凯文·加拉格尔（Kevin Gallagher）的行列，他赞成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再度实现和解。但那并非北京的官方意见。去年，我开始在一些会议中公开谈到第二次冷战，当时令我惊讶的是，没有中国代表反驳我。9月，我问其中一位国际问题学者为什么会那样，对方笑着回答我说：“因为我同意你的看法！”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最近认为，不同于第一次冷战，第二次冷战将是纯粹的技术竞争，没有代理战争和核边缘政策。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姚洋在接受《文化纵横》杂志专访时也同样坦率：“现在其实已经形成了‘新型冷战’的局面”，他表示。“之所以形成这种局面，我认为有两个原因。首先是西方政客‘甩锅’的需要。”他补充说：“其次，进一步看，现在西方想把这个问题变成一个制度问题，他们说中国能做到这么严厉的防控措施，是因为你是一个非民主的社会，所以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能力去做这件事情。” 但是，就今天的中国如何看待美国和世界，于我最有教益的著作并非政治文本，而是一部科幻小说。《黑暗森林》是刘慈欣获得巨大成功的作品《三体》的第二部，2008年出版。很难夸大刘慈欣在当代中国的影响：他受到深圳和杭州一些技术公司的敬重，在一次官方背景的会议上还被尊为中国二十一世纪创新面孔之一。 《黑暗森林》延续了冷酷无情、技术优越的三体人入侵地球的故事，介绍了刘慈欣“宇宙社会学”的三大公理：

首先，“生存是文明的第一需要”；

其次，“文明不断增长和扩张，但宇宙中的物质总量保持不变”；

第三，“猜疑链”和另一个文明中的“技术爆炸”风险意味着太空中只能有丛林法则。用该书英雄人物罗辑的话来讲：

宇宙就是一座黑暗森林，每个文明都是带枪的猎人，像幽灵般潜行于林间，……竭力不让脚步发出一点儿声音......他必须小心，因为林中到处都有与他一样潜行的猎人，如果他发现了别的生命，不管是不是猎人，不管是天使还是魔鬼，不管是娇嫩的婴儿还是步履蹒跚的老人，也不管是天仙般的少女还是天神般的男孩，能做的只有一件事：开枪消灭之。在这片森林中，他人就是地狱……任何暴露自己存在的生命都将很快被消灭……

当然，你可能会说，这只是科幻小说。是的，但《黑暗森林》让我们意识到：假如中国已对我们宣布实施冷战，那么是否与中国进行冷战就不取决于我们。我们不只已然处在新冷战的前沿地带；那些地带还被中国设计的一座黑暗森林覆盖着，无从识透。

来源：经济学人读书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