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纽约街头支持威尔逊的竞选宣传车

在胡适的名篇《我的歧路》中有这么一段坦诚的自白：

我是一个注意政治的人。当我在大学时，政治经济的功课占了我三分之一的时间。当一九一二到一九一六年，我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我那时是世界学生会的会员，国际政策会的会员，联校非兵会的干事。一九一五年，我为了讨论中日交涉的问题，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一九一六年，我的国际非攻论文曾得最高奖金。但我那时已在中国哲学史的研究上寻着我的终身事业了，同时又被一班讨论文学问题的好朋友逼上文学革命的道路了。从此以后，哲学史成了我的职业，文学做了我的娱乐。

这段话的每一句都可以用青年胡适留下的文字为据，证明他所言非虚。不过胡适这段话未免挂万漏一，因为他的关心所在并不局限于他自己说的两个方面，即"一面为中国的民主辩护，一面注意世界的政治"，留学时代真正吸引他注意的更有美国的政治，无论是全国的大选风云还是地方的小城政务，甚或美国女子参政运动。相信任何翻阅过《胡适留学日记》的读者对此都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胡适在美国七年，见证并经历了一九一二和一九一六两次美国大选，在他1958年录制的英文口述自传中，对这两次大选都有所着墨。而在此之前，其实1954年3月17日这一天，胡适在台北联合国中国同志会发表的题为《美国的民主政治》的演说就已经用中文讲述了一次，可以省去迻译之烦：

一九一二年大选时， 我在美国做学生，亲眼看见了。由于共和党本身的分裂， 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退出另组进步党，使共和党力量大减。老罗斯福的才干加上他的辩才与声望，很可号召当时美国人心，可是选举结果，共和党和进步党都失败了，少数党的民主党，渔翁得利，握得了美国的政权。威尔逊本是大学校长，仅有新泽西州州长的两年行政经验，当选作总统。投票决定后，美国人对这位少数党的书呆子的当选，毫无抗议。当政四十四年的共和党规规矩矩的下台，规规矩矩的把政权移交给威尔逊。过了四年，一九一六年的大选，因为威尔逊在第一任期中，提倡"新自由"政策，改革税收制度，推行各种新政，很得人民的拥护。那时我已转学到纽约做学生，选举的晚上，我从哥伦比亚大学赶到四十二街"纽约时报广场"去看选举结果的电光牌示，未到四十二街时，晚报号已刊出威尔逊失败的消息，我当时是希望威尔逊当选连任的，不相信号外的消息，继续向四十二街前进，到了"时报广场"，等了不久，平时最拥护威尔逊的晚报也出号外，说共和党胜利了，威尔逊失败了。我们巴巴的等到半夜，好像没有希望了，才步行四英里，走回宿舍，已经两点钟了。睡过一觉起来，不吃早饭，就去买早报。买不到《纽约时报》，别的早报都说共和党的休士 (Hughes) 胜利了。我还不相信，跑了八条街才买到时报。时报大字标题说："威尔逊可能以极小的多数当选了。"我看了这消息高兴极了，才跑回八条街去吃早餐，早餐也觉得有味了，我那样的紧张，可说是受了美国民主竞选空气的传染。其实那一年的选举结果，直等到三天之后才弄清楚。最后来是加利福尼亚州选民，因为本州两党得票数相差太少，要求重行检票，重点的结果民主党确实多三千多票。加州的胜利才确定了民主党威尔逊的胜利。这样的决定，谁也没有说过一句闲话。

1916年的时代广场

民主政治的一大关键就是权力的和平转移，而这也是胡适1954年这场演说的重点，所以我特意给几句话加了粗体。但是其中的深味也许还需要再加阐发。有两则著名的史料，可助我们理解胡适的意思。一则是1945年8月24日胡适致毛泽东的电报：

美国开国之初，吉福生十余年和平奋斗，其所创之民主党遂于第四届大选获得政权。英国工党五十年前仅得四万四千票，而和平奋斗之结果，今年得一千二百万票，成为绝大多数党。此两事皆足供深思。

胡适以吉福生（即美国国父之一Jefferson）所创的民主党与英国工党通过非暴力手段取得政权的故事，希望共产党人走议会政治的道路，时间正是日本投降之后第九天。

另一则史料是1952年9月15日胡适致蒋介石的信：

最后我要为    我公追述我去国三年半之中最受感动的一件新闻。 一九五〇年五月十六日，美国各大报纸发表土耳其大选举的结果，基马尔（Kemal）手创的共和国民党，专政二十七年（一九二三一一九五〇）此次议会选举竟惨败了，仅得四八七席之六十七席（全体阁员均竞选，只有国务总理古拉太一人没有落选），而共和国民党原任经济部长并曾任两年国务总理的巴也（Bayar）在一九四五年新创的民主党竟得四百零八席，占议会中百分之八十四的席数。

这个消息在当日确曾震动全世界，美国国务院发表谈话，说土耳其选举的结果是"民主主义的大胜利，是一件最可以使人鼓舞兴奋的民主大胜利 。又说：基马耳总统的继任人，伊诺努总统（Inonu）当国十二年（一九三八十一月至今）来，"在自由与镇静的空气之中，领导他的国家走上民主政治，故能得到全世界民主国家的崇敬。"

在1950年代初，胡适多次规劝蒋介石让国民党自行分化为几个党，施行多党政治，化党内暗地的派系恶斗为公开的政党竞争，避免权力交接时刻的政治动荡。1954年在台北讲美国民主的故事，也是一个心思，我所加粗的这两句话，自然全是说给蒋和国民党听的。

这些话无论对"共"还是对"国"，当然都不中听。

俱往矣。这并不是今天要说的主题。我们再回过头来谈谈一九一六年的这次美国总统大选。

1916年1月，威尔逊参加一场竞选活动

胡适所谓"谁也没有说过一句闲话"其实并不十分准确，因为一九一六年美国总统大选是著名的争议选战，也出现了与2020年大选相似的领先-焦灼-反超的戏码。最后当然没有演成大诉讼和大骚乱的闹剧，但也花了两周才真正尘埃落定。而选举的顺利结束和之后权力的平稳交接之所以实现，还要仰赖伍德罗·威尔逊和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即胡适说的"休士"）这两位候选人的"高风亮节"。让我们铺陈一些史料，说一说这一场美国民主试炼的故事。

大选前数日休斯在纽约举行竞选活动

1916年的总统大选由在任总统民主党人威尔逊对阵共和党人休斯。这次大选无疑处在一个"非常时刻"，当时第一次大战的战火在欧洲正愈演愈烈。战争的漩涡随时有可能将准备不足的美国和美国人民卷入其中。

1916年11月7日投票当日，最初的结果传来，休斯似乎占优。休斯的传记作者Merlo J. Pusey描述了当晚的情景："当休斯一家吃晚饭时，朋友们多次冲进他们的套房，用好消息来压倒他们，有利的公告雪崩般地降临到他们的桌上。《世界报》和纽约其他几家报纸都承认了休斯的当选。记者们纷纷求证……时代广场上闪烁着休斯大获全胜的消息，现场估计有十万之众。支持者和一些顾问要求休斯宣布胜选。"

面对支持者的这一要求，一向谨慎的休斯回答道："如果我当选总统，那是因为我国人民认为我在危急之时仍能镇定自若。为了不辜负这种期待，我要从现在就开始做起，在我没有把握当选之时，我不会屈服于这种要求。"(Merlo John Pusey, Charles Evans Hughes, Volume 1, Macmillan, 1951.)

休斯

休斯的话不能仅仅视为资深政客的审慎。几天之后的周五，加州农村地区传来了足够的统计数字，显示威尔逊赢得了该州。当选票全部统计完毕时，威尔逊在加州确实如胡适所言只赢了三千多票。一些共和党人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开始指控可能存在舞弊，要求打选举诉讼。但此时休斯并不同意，他把这些谣言压了下去。周六的《纽约时报》头版头条登了"Hughes Silences Hasty Fraud Cry"，这自然出于休斯授意，报道中说："休斯宣布，在没有绝对的舞弊证据的情况下，不应该提出这样的控诉，让下一任美国总统的头衔蒙上阴霾。"到11月22日，终于完成了足够的计票和复核，休斯给威尔逊发了一封电报，接受败选。

看完了休斯的演出，我们再把目光投向威尔逊一方。

当时美国总统的就任典礼比如今更晚，安排在次年的三月。在欧战战火纷飞、局势瞬息万变的时刻，漫长的过渡期当然就有相当大的危险，当此之时，威尔逊提出了一项令人惊讶的计划。在大选前两天，他给自己的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写了一封美国政治史上著名的信件，主旨是商量万一在两天后的大选中连任失败，如何尽快让位给休斯，减少过渡期给内政外交的影响，他的方案是：在休斯当选和就职之间的这段时间里，威尔逊将任命休斯接替兰辛担任他的国务卿；一旦休斯就任，威尔逊和副总统就会辞职，于是，根据当时的继任规则，休斯将提前成为总统。

兰辛在20年后的回忆录中透露了威尔逊的这个计划（War Memoirs of Robert Lansing, Bobbs-Merrill, 1935），此时威尔逊已于1924年作古，兰辛也提供了该信的全文。当然，现在有网络之便，我们已经能看到这封信的原件：

1916年11月5日威尔逊致国务卿兰辛

让我们来读一读威尔逊的话：

我的脑海中一次又一次地出现了这样的问题：如果休斯先生当选，我的职责是什么？在他负责政府事务之前，将有四个月的时间，而在这四个月里，我将失去来自我们国家的道义支持（moral backing），而这种支持对于稳定和控制我们与他国政府的关系乃是必须的。人们将认为我是一个被拒绝而不是被认可的国家代言人；而被认可的代言人又将没有代表国家说话的法律权力。这种情况将充满最严重的危险。

在解释了提前交出总统宝座的计划后，威尔逊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当前的外交政策形势使他有必要这样做：

我一生都在倡导为美国建立其他国家宪政制度所当然提供的一种负责任的政府，而此次这一行动将至少以身作则，开一先例……外交政策的抉择全系于行政当局。而在我们的外交政策方面，从来没有出现过如今这样的关键时刻。

因此，威尔逊总结说：

我有责任让位，以使政策的走向、目标和方式在任何方面都不出问题。我没有权利在失去权力后继续留任，危及国家的和平。

威尔逊的"高风亮节"，休斯那时当然无从得知。但他们各自都以对国家和人民负责任的态度和"公心"，完成了政治人物的历史职责，不让选举的纷争和制度的缺陷危及国家的根本利益。

一九一六年的胡适自然不知道这一切，他大概只能从报纸上了解那一场大选的紧张情形。那么一九五四年的胡适是否知道呢？说到这里，我就要向各位读者推广我发现的一个定律：Hu Shih Always Knew。在证明这条定律之前，先请大家看胡适的一条日记：

1940. 2. 11

在S. K. H.夫妇家吃饭，有Crozier夫妇，有Mrs. Woodrow Wilson。这是我第二次见Mrs. Wilson，但是第一次接谈。我对她说：

I am a "polytheist"：I worship many gods. Your great husband is one of my god.

在胡适的个人神龛中，威尔逊原来就是其中一尊。

威尔逊夫妇

好了，胡适到底知不知道？

1935年，兰辛披露了威尔逊的计划和信件。两年后，威尔逊的传记作者Ray Siannard Baker出版了六卷本《威尔逊传》的第五卷（Woodrow Wilson: Life and Letters, Facing War, 1915—1917, Doubleday, Doran & Company, Inc. 1937），其中就收录了这封信。如果你用这个书名去北京大学图书馆查找胡适留下的藏书，就会发现它和其他五本一起静静地摆在书架上。书藏在北大，这就意味着是胡适在大使任上或卸任后寓居纽约时所买的，1946年运回了北平。所以，Hu Shih Always Knew。

"这样的决定，谁也没有说过一句闲话"，果真？信然！从一九一六到一九五四，胡适的葫芦里还是这一些微物。

来源:藏晖室行走 胡适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