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棉花》
导演:周浩
类型: 纪录片
发行时间：2013
制片国家/地区: 中国大陆
语言: 汉语普通话
片长: 83min
丝棉缠绵，正蓬鬆扩张的，不只是棉花，还有整个中国。
硬铁路串起软棉花生产线，从边城棉田到城市加工厂，一粒新疆的棉花种子如何成为美国时尚舞台上正伸缩跃蹬的牛仔裤？纪录片视线紧贴产业链，第一线直击，由棉花的种植、採摘、纺织、製衣，而至销售出口，目睹中国棉花产业之全貌，直探棉花覆盖下各式产业相关人士生活，无论棉农、纺织女工、中盘商、大宗出口。棉花活儿从来不简单，指上柔软蓬鬆，日子要怎麽硬挺才能过去，一团棉花揉出千百种生活型态，耗时八年，银幕上呈现今日中国棉花史，也是一页农工生活史。 「在中国，与棉花这条生产链相关的人数以千万计，我们解读棉花，也想从中解读『中国製造』之于中国普通人的意义。」
──周浩
关于《棉花》：
"我最早看到很多农民去新疆摘棉花的报道，中国每年有几十万这样的农民工，河南是一个重要的输出地。筹划拍片的第一年，我跟着河南滑县的农民在当地劳动局组织下，坐着绿皮车专列去了新疆。"在这条遍布中国、纵横跨度上万公里的生产链上，有几千万付出了很多却得到很少的普通中国人。
这让导演周浩产生了拍摄棉花产业链的想法，借用这条农耕文明向工业文明过渡的产业经济现象，借以关注劳动者的生活困境并以此展现更为深刻的社会问题的侧面剖析。 《棉花》前所未有地揭示了当代中国农民、企业工人、纺织品商人……也就是工贸链条上形形色色人群之间不同生活的内在联系。他们虽然生活在不同的地方，做着不同的工作，但都被紧紧捆绑在棉花的产业链上：这些棉花和被制成的衣服，将生活状态截然不同的人们联结到一起，本片通过深入直接的采访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思索不同人们共同面对的生活命题, 展示中国经济各环节的真正面貌。
《棉花》大致以棉花种植、棉纺厂、牛仔裤生产公司三条主线的交叉剪辑而成。其中棉花种植部分以时间为线，依次经历了种植、摘顶、抬纱、运输等环节进入纺织厂，农民的辛劳与对生产技术进步的憧憬，令人唏嘘。棉纺厂的部分则以河南纺织女工为拍摄主体，她们在没有空调的厂房忍受高温工作，有些女工怀孕7、8个月也不敢休假，另一些年轻姑娘则不甘心当技工的命运，每每挣扎在辞职的边缘。第三个部分则拍摄了在珠三角发生的牛仔裤加工及出售的过程。
种植采摘
纺纱女工
牛仔裤生产
2016圣丹斯-CNEX论坛 周浩谈《棉花》创作缘由
周浩，纪录片导演。出生于贵州并在贵州长大，早期在贵州日报担任记者一职，后来在新华社贵州分社就职，1999年就职《南方周末》担任记者。2002年开始拍摄纪录片，完成处女作《厚街》，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周浩拍摄了《高三》（2005）《龙哥》（2008）《差馆》（2010）《日子》（2011）《急诊室》（2013）等。第51届台湾电影金马奖于2014年11月22日晚在台北揭晓所有奖项，周浩导演凭借《棉花》一举获得最佳纪录片奖。
周浩导演拍摄《棉花》历时9年，从2005年开始，第一次去河南滑县，跟着农工第一次去新疆，算是踩点。2006年开始拍摄种植棉花这个过程，之后是陆陆续续的拍摄，直到拍完牛仔裤厂和广州服装贸易会，最终结片。
在这9年时间里，他乘火车从河南滑县来到新疆棉花种植区，走进棉絮纷飞的纺织女工车间，陪着牛仔裤厂的工人们连夜赶工，最终看着一件件made in China的衣服成百上千件的被批发、出口，带着外文标签牌走向世界各地。
当问及周浩导演的获奖感受时，他表示："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这个奖对我来说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奖，还得不断地去拍新的片子，谈不上特别兴奋吧，除了上台的时候有点语无伦次以外，下来以后就平静许多了。"周浩以极其谦逊又不妄自菲薄的态度接受采访。
谈起《棉花》这部作品，周浩发自内心地感慨，"这部片子是让我觉得略有些惭愧的片子，拍了那么长时间，但是在这个片子里面又没有体现出这个八年、九年的时间跨度。但这个片子的命还好，运气还不错，拿了奖。"
然而这部片子在制作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技术上来讲，跨越9年的素材，从标清到高清，画质的统一是个问题，现场收声更是问题；从内容上来说，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只有3-4个家庭为影片主体，而实际上在拍摄的时候至少有10个家庭以上，面对超百小时的素材量，在剪辑时如何能够梳理出清晰的结构脉络也不是一件容易事。
"这9年的素材，早期还是标清，2005年第一次去的时候是用PD190（机器型号）拍的，第一年的素材也有用到，但是用的非常少。这个没办法，以后如果有片子要做这么长的时间，技术的确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只能从低，你不可能把标清变成高清。"声音方面，实际上《棉花》这部作品并没有专门的录音师，这个声音是经过后期处理的，观众所看到的画面都是机位的话筒录出来的声音。至于剪辑，周浩透露："刚做完的时候还是理不清头绪，心里也没有底。直到一家法国后期公司介入，他们让我对这部片子更加有信心了。《棉花》的后期是在法国做的，做了有两年。"超百小时的素材要翻译成英语、法语，包括所有的对白，为此，周浩几乎发动了他所有的朋友来帮忙翻译做字幕。
熟悉周浩导演的观众知道，他以往的作品通常具有较强的冲突、激烈的矛盾，人物的命运都有比较大的起伏，非常具有可观性。用周浩自己的话来说："看过我以前的片子的人可能会看出来，这个片子与我以前作品是相去甚远的。比如说我以前的片子都是刀光剑影的，那这部片子相对来说比较平和。"对于《棉花》中的转变，周浩也有过困惑："在做完这个片子（《棉花》）的时候，其实我自己一直都很犹豫，觉得这个片子到底成立吗？因为它的人物没有跌宕的起伏，故事也没有明显的变化，这让我心中特别没底，我以为这样的片子就是不成立的，但最后《棉花》做出来以后，我发现还是有可看的性的，它也有存在的可能。"
周浩向记者透露他并不会就此"转型"，他的下一部作品会是一个矛盾和冲突更加激烈的片子。能够确定的是，《棉花》给了周浩很大的启发："以前我总觉得驾驭一个大的题材是一件很困难事情。在一个很大的架构上面说清楚一些事情，有时候是蛮困难的。而现在我发现，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所以说《棉花》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样本。我觉得它以后何去何从，很难说了，也许都会拍吧，也许还会尝试别的可能性。"
周浩出身"纸媒记者"，即使现在转行做导演，骨子里面还是一个记者，他的作品也带有浓重的记者烙印。而对于周浩来说，做纪录片是他表达对这个世界一些看法的方式，纪录片是一种媒介，是一个载体，通过纪录片他与这个世界对话，与看纪录片的观众产生对话。周浩："我一直认为纪录片是一种媒介，是人和人之间沟通的一种方法和桥梁。无论你花了9年还是10年的时间，你都是要做一个东西让观众去感悟，如果你不能有效的去传达给观众的话，等于是白费了，没有谁会可怜你。大家看这个片子不是因为你拍了9年才去看的，是因为看这个片子会有所收获，才去看的。"
著名策展人、北京电影学院教授张献民私下里与周浩导演也是要好的朋友，张献民曾评价周浩，"他拍片子通常都很全面"，对此，周浩导演也表示："我不会特别自我的去做片子，我希望我做完的片子能够变成有效的传播。我并不希望这个看我片子的时候，有一半观众会提前离场，这肯定不是我想做的事情。"
如此说来，以纪录片是媒介，让各个阶层的人互相了解、沟通，这是周浩做独立纪录片导演的初衷吗？周浩并不愿背上如此重大的使命。他谦虚地说："我只是一个喜欢去讲故事的人，我会去努力的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去跟其他人去发生一些交集，然后我把我跟其他人发生的一些故事用影响、用纪录片的方式把他讲述出来，在讲述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会开始关心我所说的事情，而且同时我又能以此生存，同时还能沽名钓誉，这对我来说不是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周浩导演将纪录片看做是一件快乐的事情，在拍摄过程中他会与人交往。他认为，与人交往，会增加自己人生的厚度，"本来我们自己的生活只有自己的人生嘛，跟很多人发生交集之后，你的人生好像就变得丰富起来了。我们每个人都渴望让别人了解自己，他人也渴望实现自我价值，纪录片对我来说就是这种很有意思的事情，同时我能够去观察别人的生活，我能把我经历的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同时我还能以此谋生，那我何乐而为之呢？"听来如此简单的道理，或许就是周浩导演能在艰苦环境下长年坚持不断拍摄纪录片的原因吧。
回想起银幕上的纪录片，真是屈指可数，最近上映的范立欣导演的纪录片《我就是我》虽然聚焦当下最火热的"小鲜肉"快男，票房成绩也略显凄凉。金马奖上收获颇丰的电影《推拿》前不久也登上银幕，但《推拿》这部片子的票房却不尽人意，在电影院中的排片量也是极低。对此，有人提出疑问，《棉花》会不会到大银幕上走一遭？
"对我来说，诱惑不大。"周浩这样直截了当的回答，并且极其理智冷静的讲述他认为院线没有诱惑的原因："这种赚吆喝没有效率的事情，好像不是我所能做的事情吧。毕竟我的长项是去拍一部又一部的片子，如果我把我的精力都放在这种推广上面好像有些本末倒置，也不是我的能力所能企及的吧，所以说目前为止，我在这方面还没有打算。"
"不上院线，纪录片的成本怎么收回呢？"这是一个观众以及创作者都会问的，比较实际的问题，在一个纪录片小型活动上，有业内人士问出这个问题，没想到周浩导演用一个问句来回来："（成本）怎么收回啊？没有收回啊！这个片子我至今还没有导演费呢。还有好多好多细节，这个钱，那个钱，包括送金马的样片都是我自己掏钱，这些乱七八糟的贴的钱可多了。所以能不做纪录片就别做纪录片！"此时现场发出热烈真挚的掌声，周浩道出了做纪录片的真相——干这行没钱赚。
接下来各种各样的问题接踵而至，"怎么活下去？""没钱怎么做片子啊？""拍摄资金怎么办啊？""要接点行活吧？"面对这样一系列的问题，周浩导演为大家一一解答，他做了一个非常高明的比喻，周浩说："我们就像喜欢吸烟的人一样，我们因为嗜好香烟，但是不会因为人穷而去戒烟。（想拍片子）总归是能找到办法的。"
周浩导演从2002年起到现在，已经做了9部片子，《棉花》是他的第八部作品，他并没有因为资金的问题而停止拍摄。严谨的周浩导演似是在对大家许诺："对我来说纪录片就是一种生活方式，目前来看，我应该还是会继续拍下去，如果不遇到什么特别客观的、特别突发的事情，我会继续拍下去的。"
周浩专访实录
记者：祝贺您的《棉花》获得金马奖，能不能谈一谈获奖当天的感受？周浩：也没什么特别的感受，这个奖对我来说肯定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奖，这个奖也不能有多久，你还得去不断去拍新片子吧，谈不上特别兴奋吧，除了上台的时候有点语无伦次以外，下来以后就平静了吧。片名是一开始就定为《棉花》的吗？
周浩：对。这个概念从最早的时候就有的。在我看来，你一提到棉花，19世纪，你就会想到美国，想到南北战争，想到黑奴，当下这个年代你一提到棉花很多人会想到中国吧，因为中国是全世界最大的棉花进口国，全世界的服装百分之70-80%是中国人生产的。其实我这个片子我觉得我说的不是棉花，只是我以棉花为借口为由头来说一说普通中国人的故事，这只是我说话的一种方式。这片子很多人也问我说你对这个产业未来有什么期许啊，或者你有什么判断、预判啊？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我的能力所能企及的事情，我以一个个体，我大概能做一些我力所能及的观察，然后以棉花为借口吧。这个名字很早之前就想到了，而且我的所有的片名都是两个字嘛，所以这个是早就预设好的。
记者：在拍这个片子的时候，有没有计划多长时间拍完。拍摄过程中最大的困难是什么？为什么会跨9年这么长的时间？
周浩：几乎每次Q&A环节都会问为什么拍9年，这其实是让我自己特别羞愧的事情，这个片子拍这么长的原因是找拍摄对象，各种各样的拍摄对象，要把这条线串起来，而且这又不像普通的记者采访，你递一封介绍信过去（就可以了）。（拍片子）人家要问拍多久的，我说我拍三个月，那很多人说哦那你别来拍了吧，拍什么要拍三个月啊。首先第一点就是找各种各样的拍摄对象。另外一个原因是拍完了之后后期，我心里也没底，这个也耽误了不少时间，就是怎么成片，是后来才定下来的。在开始拍的时候当然没有想到要拍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我也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个片子在影展、电影节的运气又相对比较好，还有一些结果。这些都是不可预测吧，我一直推崇李安导演的一句话："每个电影都有它自己的八字。"它命该如此吧。
记者：经过9年的拍摄，拍摄量有多大，从海量的素材中怎么找出故事线？从采棉工出发，一直到火车上，生动的表演，到采棉地的吃喝拉撒，每一个细节都很生动。这几条故事线，从棉花产业的上游走到下游，是最初就有构思还是过素材的时候才有主线的提取，还是最后和法国剪辑师的商议？
周浩：故事线是早就设计好的。最早我异想天开的是，大家知道这个棉花的原产地啊，地球上最早的种棉花的地方是在两河流域嘛，我想的是去中东拍，在中东种一片棉花，然后中国人进口棉花，把它纺纱织布，然后在泰国成衣，最后穿在美国人的身上，这是我最早的想法。当然由于各方面的原因，我没有办法去做这么一次跨越全球的拍摄，但最后选择的故事也是从头就有的。虽然说这个片子跟我以前的片子略有不一样，但是这个片子里面还是有很多我个人的特色的。实际上我在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我的确是能跟很多采访对象有这种无缝连接，这方面应该是我做片子的一个特色，而且好像我也张了一张平和的脸，很多人对我不会那么的提防，然后很快的就会接近他们的生活。素材量大概一百多个小时，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素材量。因为你都大概知道你需要什么，怎么拍，不会盲目的去开机，去记录各种各样琐碎的东西。
记者：拍摄这个片子的时候政府有给您提供帮助吗？
周浩：我没有寻求政府的帮助。没有帮助。
记者：您在法国剪辑，与法国的剪辑师合作，觉得与中国剪辑师有什么不一样吗，与他们的交流上有什么特点？
周浩：我有一个朋友问我，"你有没有懂粤语的剪辑师？我有一个片子是粤语的，我要找一个懂粤语的剪辑师。"我觉得一个懂（片中）语言的剪辑师，让他来剪辑这个片子的时候反而他会有一定的盲区，有他既定的一些认识，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倒是觉得找一个完全不懂你这个片中语言的人来剪辑这个片子，不失为一种选择。我不是说这是唯一的选择哈，但这是一种有意思的选择，因为他们会更多的关注你的故事情节和影像内容吧，他不会被这个语言所牵扯走。这当然是一种方法啦。我《棉花》的下一部片子是一个中国剪辑师一个台湾剪辑师合作，我们的沟通方法是不一样，沟通起来也很畅快，我觉得各自有各自的特点吧。比如这个片子（《棉花》）吧，看过我以前的片子的人可能会看出来，这个片子与我以前作品是相去甚远的，但是我觉得我也能接受啊。我觉得这产生了另外一种可能性吧，比如说我以前的片子都是刀光剑影的，那这部片子相对来说比较平和。我个人觉得这个片子有那种混血儿这种特色。我们有一种说法是"导演是爹，剪辑是妈"，好像真有这种感觉。而且样片出来我觉得也还好，也还能接受。所以中国的剪辑师和国外的剪辑师，各有利弊吧，可能还是要依具体的情况来进行沟通。但的确（《棉花》）这个片子法国剪辑师给了我一些新的感觉，虽说这个架构是我们几个讨论出来的，但是法国剪辑师还是给我很多信心，剪辑手法也是非常职业的。
记者：您说过以往作品比较刀光剑影，这次比较平和，您对于这种转变怎么看，满意吗？以后会往这个方向发展还是怎么？
周浩：没有，这个片子的下一个片子会是一个矛盾和冲突更加激烈的片子，我没觉得这个片子会变成我以后的一种方向，但是它至少告诉我说，这样的片子我也是可以做的。我以前的片子都是有很多冲突嘛，冲突的时候可以构成一个片子，不冲突的时候同样也可以构成一个片子，这个片子至少让我知道了我有这种可能性。周浩：你对这个世界进行表述，表述的方法实际上也是可以很多元的。它不一定要按照我原来的方法去做。所以说我以后的片子并不一定就会朝这个片子的方向走。但这种片子我可能以后还会做。做完这个片子之后我的感受是——以前我总觉得我驾驭一个大的题材是一个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在一个很大的架构上面说清楚一些事情，有时候是蛮困难的，现在我发现，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那也许我还会去做一些，比较大的架构的东西，但是我以前的东西如果有就会做的话我也不回放弃，所以说这个片子就是我自己的一个里程碑，一个样本。我觉得它以后何去何从，很难说了，也许都会拍吧，也许还会尝试别的可能性。
记者：《棉花》片子的投资情况是怎么样的？
周浩：这个片子其实是我自己做制片人，最早是二十一世纪传媒投资的，因为资金不够，就引入了SMG纪实频道，在09年的时候，是以24万入股，与21世纪各半的方式来合作，早期将近50万吧。后来因为后期在法国做的，法国公司的介入，相当于最后这三家三分。这个片子还没有导演费呢，差不多一百万吧。
记者：纪录片导演的生活来源是什么，怎么做片子，资金拍摄是怎样运转的？
周浩：我觉得你如果想活下去的话，你千万别认为你做的东西多么高大上，全世界人民都不理解你，你在为艺术献身，好像我们觉得自己多么的伟大，多么的与众不同。我更多的认为，我们就像喜欢吸烟的人一样，我们因为嗜好香烟，但是不会因为人穷而去戒烟。总归是能找到办法的。其实像我们这样做纪录片的真是十个手指头就数完了，但为什么能坚持到现在呢，我觉得肯定是在做这个片子的时候自己是有所得的，那肯定是我在这件事情上有所取舍的，肯定是我得到的东西比我失去的东西要多，我才会选择这份职业。
记者：国内纪录片的生存现状？
周浩：现在国内做纪录片的状态肯定一般般啦。得了金马又怎么样？得了金马并不意味着我就会衣食无忧，拿到一个什么劳保，像全国劳模一样，或者每个月拿多少工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所以说又回到你第一个问题，你说，你怎么可能那么高兴，没有高兴的理由啊，你还得继续去做片子啊，你不会因为生活从此今天之后就开始艳阳天了啊，所以奖嘛对于我们来说就是那么一回事，就像好多人知道，比如你们要做我的报道，会给我带来钱吗？我现在也看不到这种迹象啊。也许得了一个奖以后，很多人会开始会关心什么是纪录片，会来看这些人讲的故事，那也就仅此而已了。那也许有一天这个行业收益的人可能就不是我了，是以后的人了，我也不知道是谁了。
记者：《差馆》拍的是站前派出所，是如何让警察同意拍摄的？
周浩：我当时有个助手是电视台的，以电视台的名义给他们递了一个申请，我们真的想了解一下你们的生活状况是什么样子的，他们也还满坦然的就接受我们的拍摄了，包括这个片子出来以后，很多警察说：从来没有人这样拍过我们警察，但结果你回过头来，其实媒体包括公众在看警察的时候是带着有色眼镜看警察的呀。包括这个片子拍完以后，很多人说：你拍的不够真！我说为什么不够真实？他说：我没看见警察打人啊！那这种说法就是对警察的一种有色眼镜的看法。这样的有利于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和了解吗？其实我对纪录片的理解，我一直认为纪录片是一种媒介，它作用是什么，就是人群与人群之间发生一些沟通，而让我们各个阶层之间的人能够互相交流，这不是一件好的事情吗？我们的社会之所以有这么多的矛盾，或者有这么多的冲突，不就是在于宗教之间，民族之间，阶层之间都互相不了解吗？你说这样世界怎么能够和谐安稳啊?这个世界共同构成是由我们所有人构成的啊，这是我们大家共同的，你比如说警察、医生当他们把制服脱掉以后，他们跟我们不还是一样的吗，共同是这个社会的组成部分啊。但是我们为什么有的一定要用很模式化的眼光去看待另外一群人吗？这样先入为主的去设置一些障碍，在人与人之间的了解上就人为地设置了障碍，我就直接的跟警察说，我能看见你的工作状态是什么状态，很多人他都会愿意的啊。但是首先你要告诉别人你是一个非常平和的人，而且我觉得我摄影机在现场的时候很多人表现出来的都是她们常态的东西。我觉得只要每个人坦荡地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就包括我们拍片子一样，你就会得到你自己想要的东西了。
记者：您提到纪录片是媒介，可以通过他来让各个阶层的人互相了解、沟通，那可以把这个理解为您想要做纪录片的初衷吗？
周浩：我倒没有这么高大上，这样说会让我自己背上很重的负担吧。我倒不觉得我的片子一定要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只是一个喜欢去讲故事的人，我会去努力的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工作去跟其他人去发生一些交集，然后我把我跟其他人发生的一些故事用影响、用纪录片的方式把他讲述出来，在讲述的过程中有很多人会开始关心我所说的事情，而且同时我又能以此生存，同时还能沽名钓誉，这对我来说不是也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吗？
记者：《龙哥》这个影片的英文名字非常有意思，是"using"，您与"龙哥"是互相利用的关系，这是故意的吗？您的大部分作品都是作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几乎没有任何介入被拍摄对象生活的痕迹，为什么《龙哥》中主观介入这么多呢？
周浩：其实我对我做的片子是不是纪录片这个问题我一点都不关心，只是我被大家归类于纪录片这个范畴内。我只是在通过影像在讲故事。讲故事的方式肯定是有我自己的方式，而且从来没有一个模式说你这能这样讲故事不能那样讲故事，《龙哥》或者在这之后的影片我都会或多或少的介入影片，我觉得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表述方式，我觉得这样讲故事会讲的更清楚。我们以前讲故事有一种很经典的说法，说我们要做"墙头的苍蝇"。但实际上这种"墙头苍蝇"是一种自欺欺人。一个摄像机放在别人的生活里面，进入别人的生活，怎么会对别人的生活不产生影响呢？这种"不产生影响"只是一种道貌岸然的，或者说自我欺骗的一种状态。摄像机的介入永远会改变这个事情的进展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有时候不如把这种状态放出来，其实我觉得它会增加这个纪录片的维度吧。比如你在看一个舞台剧，你看前面发生的故事，突然之间观众也介入了这个故事了，你突然觉得，"啊？"这也会让观众突然一下子想到一个问题——原来我在看一个纪录片啊，原来摄像机后面还有一个人啊，其实这对你了解这个故事的进程和发展它是有另外一个层次上的帮助的。我认为这样的事情是在对讲某些故事的时候是有存在的可能性的而且他能表现出来，比如看完这个片子之后，觉得这是挺好玩的一件事情啊，挺有趣的一个故事啊，我的目的是在讲故事，讲故事的方法本身其实并不重要吧。
记者：您接下来有什么新动向吗？
周浩：一直都在做（片子），这半年拍了一片子，采访对象说他因为各种别的原因，他不愿意再继续拍下去了，这个对我们来说都是一种常态，表面上你们看到我们拍到了很多人，他们接受了我们的访问，但其实拒绝我们的人是十之八九啊。所以说我也得去寻找新的方向啊，对我来说纪录片就是一种生活方式吧，目前来看我应该还是会继续拍下去，如果不遇到什么特别客观的特别特别突发的事情的话我会继续拍下去，目前的状态。
链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