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今日的意识形态从何而来？【1】

战事还在持续。

今日俄罗斯的行为，被不同声音解释着，其中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名字——亚历山大·杜金。他被称为"普京的军师"，奉行的"新型民族主义"孕育了普京的战前演讲，他们的观念"根植于伟大的俄罗斯帝国传统的主权、价值和信仰"。

2017 年前往俄罗斯采访时，杨潇见到了亚历山大·杜金及其他几位俄罗斯知识分子，写下《在晚期》。文章还原了苏联晚期和 1990 年代转型的具体面貌，也预见今天的现实，可以说俄罗斯如今的脆弱和野心都映照出那段历史打下的投影。在下面摘选的部分中，我们将读到杜金如何在学生时代因叛逆而接触到边缘思想，一小群人的呓语又如何在转型阵痛中一步步碰到现实土壤，最终进入了俄罗斯的主流话语。

在晚期：幽暗岁月如何塑造了 

三种俄罗斯知识分子（节选） 

撰文：杨潇 

……

六 

来俄罗斯之前，我在北京约英国《金融时报》驻华记者柯皓茗（Charles Clover）喝咖啡，他之前是《金融时报》驻莫斯科分社长，刚刚出版了一本关于俄罗斯"新型民族主义"的书，他跟我讲起，过去三四十年，一小群奇怪家伙的地下呓语，如何一步步成为当代俄罗斯最重要的意识形态之一。在这群人中，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是最重要也是最有趣的一个，"你应该去见见他。"

亚历山大·杜金（Aleksandr Dugin）

杜金在英文世界的名气比中文世界要大得多，西方媒体给了他不少标签："疯子哲学家"、"亲法西斯学者"、"俄罗斯帝国招魂者"、"普京的军师"乃至"普京的拉斯普京（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宠臣）"。因为游行，我们临时改在莫斯科西南站附近的一家餐厅见面，落座不久，就看见这位地缘政治学家提着一个老式皮制公文包走了进来，他留着大胡子，像一位苦苦思索的东正教教士，却有着纤细白皙的手指，他用它们和我握手寒暄，点了一杯红茶，打开了手机录音功能，然后在空中比划起俄罗斯的历史。

我们自然很快聊到了普京。此刻，普京就要迎来他掌舵俄罗斯的第 18 个年头——一个俄罗斯人告诉我，对于许多"零零后"来说，"总统"和"普京"是同一个词语——杜金觉得这一切理所当然，"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 1990 年代后，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国家（苏联），我们失去了我们的工业，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普京拯救了这个国家……他从掌权起，就逐步有意识地压缩自由主义的地盘，越来越往主权完整、传统价值、保守主义的方向移动……他复兴了一部分俄罗斯精神，一部分苏维埃传统，并在政治和文化上阻击了自由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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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 年出生的杜金原本不是苏联的拥护者。1980 年，当 18 岁的他出现在莫斯科郊外一个地下聚会时，引人注意的恰恰是他毫不妥协的反苏歌曲。当时莫斯科奥运会召开在即，苏联警方清理市区的"乌合之众"，那个有悖主流意识形态的聚会被迫躲到郊外的一个度假屋进行。杜金当时留着亚里士多德式的大胡子（和今天一样），背着吉他自弹自唱（他已经不弹琴了，回忆起那段有点不好意思），"我们都被他的歌震住了，觉得简直是弥赛亚降临。"一位参与者回忆说。

杜金不太愿意多谈自己的出身，声称自己来自"典型的苏联家庭，接受了典型的苏联教育"。但事实上他的父亲是苏联的军事干部。和许多国家一样，特权阶层（不论是政治还是文化特权）的子女往往更容易接触到真实世界，从而更早地叛逆，杜金在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开始意识到苏联社会在精神向度的缺乏，与此同时，他也意识到自己这种体验的稀有，"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没有精神向度的）生活完全是正常的。就像道家说的，你把人民的肚子填饱了，这就是最好的治国方式（《道德经》原话：是以圣人之治也，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恒使民无知、无欲也）。"

克里斯蒂娅·弗里兰（Chrystia Freeland，她现在是加拿大的外交部长）在那本著名的《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中描述过 1980 年代早期那个"停滞年代"："至少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还是有其可取之处的。虽然人们没有钱，但谁也不必干很多工作。其结果是，整个社会都好像仍然生活在校园里：密切的、动感情的、耗费大量时间的友谊，无休止地把时间浪费在喝茶、喝伏特加、讨论生命的意义、贪婪地追求那些深奥莫测的神奇或臆造的事物上。"

《世纪大拍卖：俄罗斯转轨的内幕故事》（Sale of the Century: Russia's Wild Ride from Communism to Capitalism）

生活在高度竞争社会的疲于奔命的人们，明知这种描述带上了一层玫瑰色[我在 skype 上把这段描述念给圣彼得堡欧洲大学教授鲍里斯·科隆尼茨基（Boris Kolonitsky）听，他呵呵一笑："太多异域风情，就是那种读外国人写你自己国家的感觉"]，也很难不对这种描述生出某种怀旧（nostalgia，这里或许译作乡愁更准确）之情。在俄罗斯长大，后来移民美国的哈佛大学教授斯维特兰娜·博伊姆（Svetlana Boym）在回到故乡圣彼得堡后因为被怀旧击中而"感到麻木"，"最为突出的是对时间的不同的体验……在这里，人人都姗姗来迟，但不知为何时间总是很充裕……闲谈和想心思的过多时间，是社会主义经济的荒谬结果。"她写道，"初看上去，怀旧是对某一个地方的怀想，但实际上是对一个不同的时代的怀想——我们的童年时代，我们梦幻中更为缓慢的节奏。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怀旧是对于现代的时间概念、历史和进步的时间概念的叛逆……"

七 

杜金、卡加尔利茨基和奇若娃都出生于 1960 年前后，是后斯大林时期的第一代苏联人，也是在既无战争也无革命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第一代苏联人（"我们实际上是些小资产阶级。"杜金干脆这样告诉柯皓茗）：医疗免费，物质相对丰裕，可以去黑海或者波罗的海度假，开拉达牌轿车，很早就搬进了"赫鲁晓夫楼"——1954 年起，为解决住房短缺，赫鲁晓夫下令苏联建筑师开发一种廉价、可迅速复制的预制板建筑，目标是成为"全世界的典范"——这种毫无风格的五层左右的单元楼至今仍分布于从中欧到中国的辽阔大地上。

1961 年，一座赫鲁晓夫楼正在建造中

每一栋"赫鲁晓夫楼"都长得差不多，厨房都铺着蓝白色的瓷砖，有一个 OKA 牌电冰箱（少数幸运家庭有"明斯克"），一台 Gorizont 黑白电视（少数有钱人是 Rubin 彩电）或者一台里加制造的 Spidola 牌收音机（后来是 VEF 牌，但是按照卡加尔利茨基的说法，要收听国外电台，还是老式的Spidola，"有时就是这样，更原始更简单的配置，也许就是最可靠的，就像如今的手机一样，功能越多，问题越多"）。那时最卖座的电影是梁赞诺夫的《命运的捉弄》，讲述的正是住在莫斯科赫鲁晓夫楼里的男主角，在宿醉之后莫名其妙去了列宁格勒，到了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区，进了一模一样的单元楼，最后居然打开了别人家（女主角）家门的故事。

奇若娃小时候住过集体宿舍，甚至她现在住的这套 19 世纪的公寓，在1990 年代初之前都一直被几家住户分割，用作集体宿舍——十月革命后，由于住房短缺，大量家庭被塞入老式公寓的一个个房间，甚至同一个房间里，仅以布帘相隔，后世的批评者，譬如英国历史学家、《耳语者：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The Whisperers: Private Life in Stalin's Russia）的作者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会说，集体宿舍的核心理念是把私人生活通过无数耳目暴露在国家面前，从而塑造共产主义所需的集体人格。"那时我还小，在你小的时候，你关注的重点都是你自己，"奇若娃说，"但对我母亲来说，（集体宿舍）真是一种折磨。对许多人都是折磨。最大的困难不是你有邻居，而是你没法选择自己的邻居。邻居可能来自社会各个阶层，带着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对生活的理解……这就是为什么人们搬入赫鲁晓夫楼后非常高兴，他们终于有了私人空间。"

也有人带着某种体谅和温情看待那种集体生活，觉得它消灭了冷漠、孤独和无聊——而这三者正是现代社会的典型病症。在一部 BBC 的纪录片里，出生于集体宿舍的俄罗斯社会学家带着英国记者重返那个又暗又破的房间，告诉他，你得和邻里共享大部分东西，从灶台、水龙头到厕所。英国人表示很难想象这样的生活，年轻的社会学家解释说，我们俄罗斯人有两种生活，life（生活）和 daily life（日常生活），我们的 daily life 很局促，但我们的 life 可以是精神性的、高贵的，它会超越 daily life。英国人耸耸肩："真高兴我们不必做这种选择。"

当我把这段对话转述给奇若娃时，她情绪突然激动起来，用厌恶的语气说："好吧，精神性的、精神生活……但是你在自己的私人空间也可以有精神生活啊！"她再一次用指关节叩击起餐桌，"那时候人们把精力都放在精神生活上，只是因为他们没得选择。如果这是人们自然而然选择的话，那么苏联解体之后这个国家就不该发生什么变化，他们应该继续这种精神生活，但你知道，这种生活立马就终止了，可能只有 3% 到 4% 的人继续这种精神生活。我得说，这才是正常现象。现在，大多数人必须把精力集中在外部世界，因为那是所有危险的来源……我也很高兴我的下一代不必做这种选择，我的小女儿是一个艺术评论家，她也有她的……"奇若娃翻了个白眼，又一次加强了厌恶的语气："精神生活。"

八
 

"感谢赫鲁晓夫！"

这是 2015 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列克谢耶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在《二手时间》（Secondhand Time: The Last of the Soviets）里的感叹。"正是在他的领导下，人们才走出公共宿舍，转入私人厨房，在那里可以臭骂政府，重要的是不再害怕，因为在厨房里大家都是自己人……只有极少数人敢于公开与当局作对，大多数人不过是'厨房里的持不同政见者'，在口袋里竖起中指……没完没了地续茶，一杯接一杯的咖啡，还有伏特加……交谈中一定会有人打趣地望望吊灯或者墙上的插座问道：'您还在听吗？少校同志！'既有冒险的感觉，又有游戏的意味……我们甚至从这种虚假生活中获得了快感……还有我们的孩子，他们和我们一起……偷偷听 BBC，什么话题都敢聊：尖刻的抨击，生活的意义，普世的幸福。"

卡加尔利茨基还记得自己和父亲第一次"谈论政治"。那是 1965 年，他刚上小学，之前一年，赫鲁晓夫被罢免，勃列日涅夫取而代之。1965 年的小学课本上尚有赫鲁晓夫的头像，但学着学着，这位前领导人就从教科书里消失了，"我当时还挺着急，因为赫鲁晓夫没了，但那些地方就那么空着。我去问父亲：现在谁是我们的领袖呢？他说，现在还不清楚，还得过几年才知道。"回忆起这事儿，卡加尔利茨基哈哈大笑。

"（厨房谈话）是我之所以成为我的一部分，"卡加尔利茨基说，赫鲁晓夫楼里许多公寓只有一个房间，同时被用作卧室、书房和客厅，所以厨房是唯一可以接待客人的空间。"许多人就是从集体公寓搬进赫鲁晓夫楼后才有自己的空间的，拥有私人空间后完全改变了人们的行为和思维。我母亲以前常说，我们谈论托洛茨基、布哈林和斯大林的样子就好像他们五分钟前刚刚离开这间屋子一样。我真正的政治养成就是在厨房。"他甚至觉得，这也部分解释了为什么哪怕已经到了 2017 年，莫斯科人对市政府拆除赫鲁晓夫楼的行动仍然充满敌意。当然，更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看上了那些地方的高地价。

"整个社会是灰色的，但有许多亮色的岛屿，它们之间如果彼此信任，就会有非常完美的关系。"奇若娃说，"听 VOA 也没那么危险，我父亲每天都听，我记得在八年级的时候，他们开始广播索尔仁尼琴的小说《古拉格群岛》。"等她再长大一些，就更加频繁地参与厨房谈话，"从深夜一直聊到清晨。那时的参与者都受过良好教育，现在的人简直没法比，那时候我读了几千本书吧，心理学的，哲学的，历史学的，所有的一切。"

赫鲁晓夫楼内狭窄的厨房

卡加尔利茨基告诉我，厨房谈话不但塑造了他的思想，也塑造了他的情感，"人们会觉得列宁托洛茨基斯大林不是历史，而是你的世界的一部分。结果就是人们对三四十年前一直到六七十年前发生的事情有非常emotional（易动情）的态度。事实上，在一定意义上说，这也是非常好的政治学校，你会想，如果你是谁谁谁，你会怎么做，你会做出什么决定，等等。不是简单地说他们是好人或者坏人，而是试着去理解当时发生了什么，他们做这些决定的背景。"

奇若娃也承认厨房谈话就是她的大学，"真正的大学、比大学还要大学"，但她"在任何意义上也并不怀念那个时期"，因为那所大学是，她咽了一下口水，迟疑了一会儿，非常沉痛的样子，然后用俄语说了一个词，"对，eternity（永恒），不停地循环，不停地回到原点，所有的人都清楚，我们没有发泄渠道，我们只能非常神经质地，在这个小圈子里不停地说啊说啊……就是那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永无休止的感觉。你在其中耗费了大量的体力和精力。整个世界就在你面前，你不停地讨论啊阅读啊，这个理论、那个数据，你自以为建起了一座了不起的大厦，当你早晨醒来，却发现空空如也。然后你回到厨房的桌边，继续建筑你的大厦，第二天早晨醒来，还是那样，什么都没有……一代人就在这样的讨论中失去了他们真正的生活。"

我把奇若娃的话转述给了卡加尔利茨基，"没错，没错，"他说，"这就是我们要组织讨论小组、发行萨米亚特（俄文原意为'自己出版'，指地下出版物）的原因，你不满足于只是说说，你想要采取行动。"

九 

在 1970 年代到 1980 年代初的苏联，要办一本萨米亚特杂志，你需要一台打印机。许多知识分子家里都会有一台东德生产的 Erica 打印机，你写了什么，读了什么，把它打印出来，送给你的朋友，他们会复印，或者再打印一遍，传给他们的朋友，"就像中世纪书籍流通一样。"卡加尔利茨基告诉我，萨米亚特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你总是听说这儿那儿出了什么刊物，你知道它们的存在和流传，但你总是读不到它们。

对他来说，萨米亚特更像是一个个兴趣据点，把相似的人聚合到一起。他通过朋友认识了一群毕业于莫斯科国立大学历史系的学生，大家聚在一起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其中一个人叫帕维尔·库久金（Pavel Kudyukin），读西马比他多得多，总会告诉大家该读什么，帕维尔·库久金当时还在研究西班牙民主转型，为此搞到了不少西班牙地下文学，"所以我们对话就变得非常有趣了：在苏联社会读西班牙的地下文学，而且拿来和我们自己的境遇对比。"

他们有一套读到想读的书的办法，都是些小把戏，比如共用图书馆的读者卡，因为上面没有照片。他们常去社会科学学院（INION，Institute for social science）图书馆，卡加尔利茨基记得当时用一个叫布哈雅夫斯基的人的卡，"但我这辈子就没见过这个人……"

英国历史学家马克·塞奇威克（Mark Sedgwick）注意到了晚期苏联（late Soviet Union）的"朋友圈"文化，类似这种以兴趣聚合的小圈子在全世界都很普遍，但在晚期的苏联，这些朋友圈有两个特质格外突出：其一是圈子构成者的水准和天赋之高，二是它们非常小非常紧密。塞奇威克分析说，在西方社会，有才华的人会获得很多机会，因此通常会比较忙碌，大学毕业后不太容易再形成重要的密友圈，而在晚期苏联，只有特定才华受到体制重用，被体制排挤的人会聚拢、抱团，同时因为告密者的存在，这些圈子对外非常小心，相对封闭——这种生态对已加入其中的成员有非常深远的影响。

杜金告诉我，年轻时他觉得周围世界都是非理性的，能够体会到他苦闷的往往是犹太人或者少数族裔，"他们有不同的社会和文化根基，非常具有批判性，也明白现实与修辞之间的鸿沟。"但杜金没有他们的身份认同，没有俄罗斯文化之外任何思想资源可供倚赖（"也就没有对西方或者对自由主义的认同，"他补充），"所以我有点儿像被从内部孤立了。"

1980 年莫斯科郊外的那个聚会让杜金认识了叶夫根尼·戈洛温（Evgeny Golovin），戈洛温是一个酗酒者，一个空虚的厌世者，也是一个俄罗斯式的文学天才，他对希特勒的第三帝国非常痴迷，认为那种"阴"是对人类社会之"阳"的补充，他自称"元首"，要求小圈子里的人都穿纳粹军装，彼此以"Sieg Heil"（胜利万岁，法西斯分子用语）打招呼，一位当时的参与者声称，他们并非反犹，在当时的语境下，他们喊"胜利万岁"或者"希特勒万岁"，背后要传达的意思都是"打倒苏维埃"。

杜金说，他走向戈洛温的原因正是对当时社会的全盘否定。戈洛温反共产主义，同时也反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帮助他打开了对传统、宗教、东正教哲学和形而上学的理解，"当时苏联社会的边缘思想应该是自由主义，所以我们甚至连边缘都算不上，但我全盘接受了他的思想，试着去模仿他们。（那个小圈子）对我意味着一切。"

为了读懂列宁图书馆的外文资料，杜金自学了法语、德语、英语、西班牙语和意大利语，在戈洛温的引导下，他开始阅读海德格尔、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法国传统主义哲学家），地缘政治学，还有更多神秘主义的东西，"这些在苏联时期都属于没人关注的领域。图书馆也有审查，但我借的都是些没人看的、被认为是奇怪的书。"有一次杜金在开架处找到了一本反共的德国传统主义哲学家的作品，那本书甚至被翻译成了俄语，"于是我成了这个图书馆历史上第一次借这本书的人。"

勒内·盖农（René Guénon）

整整一代俄罗斯知识分子都在通过他们各自的朋友圈寻找五花八门的思想资源，进而获得存在或者反抗的动力。杜金在 1980 年代的一位朋友后来告诉柯皓茗，"一开始，我们都在练习瑜伽。后来我们都在学习梵语。再后来我们读起了新约。那时，这些东西对我们的意义都是一样的……克格勃当时还以为空手道是一种宗教。"

"如果说晚期苏联的这些朋友圈，对人员的门槛要求非常高的话，他们对知识的门槛要求就低得多了，"塞奇威克在一篇论文中论述说，部分因为信息审查，部分因为严格的批判性学术训练的缺乏，最终结果是，在西方社会只能居于边缘的一些"异端学说"（rejected knowledge），在苏联反而很容易被人接受，并生根萌芽。克里斯蒂娅·弗里兰所说的，"那些深奥莫测的神奇或臆造的事物"，有一天将被证明会改变这个国家。 

俄罗斯今日的意识形态从何而来？【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