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648】十里长街

dasheng @ 2022年12月02日浮世汇

【1】体会到小学那篇课文，十里长街

十四亿人，有多少能真正理解为什么要打疫苗？有多少在面对"打疫苗会导致肺炎""打疫苗会导致癌症"的传言时有足够的理性和知识对其嗤之以鼻？
顶多一亿，可能都还没有。所以有些事情没什么好办法。只能靠宣传机器排山倒海一波一波地推。
大部分专业问题可能都如此。

【3】@倒吸一口凉屁

回忆起来三年来一共被大禁言两次：一次是2020.1我说这个病很严重，禁言了半年；第二次是今年春天我说这个病一点都不严重，禁言了一个月。

【4】@Zlan乄

我是过来海珠区支援的工作人员，工作地点在康乐村，我所在网格里面的居民越来越少了，其他网格也差不多，康乐村共有十九个网格，现在很多楼房都是空的，可是里面的小猫小狗并没有被带走，因口罩原因，很多居民或者隔离或者去方舱治疗，之后很大一部分人出来后都是直接回老家，而且村子里不允许进来了，他们进去之前可能也不知道自己会走那么久，有的给宠物留了几日的粮食，扫楼经过一些楼房时偶尔能听到小动物在里面的喊叫声以及爪子扒门的声音，有些主人可能考虑了不可控因素，于是把动物留在房门外，只要一楼楼梯门能开，有心人能进去的，能帮一点也会帮的，可是还有不少动物是被锁在房子里或者楼房里，我有同事已经看到几只si猫了，况且，现在政策好像是要清空村子，然后进行消杀，到时如果长时间空无一人，不知道有多少惨状画面。想问问各位有什么好办法可以帮忙联系那些社会性救助机构吗，主要是村子里这个问题很普遍，可能需要这些公益机构和当地负责人联系，沟通是否可以和白云区一样，弄个宠物隔离区，起码能把它们运出来隔离，还能有一线生机，我在网上搜索了很多关于动物救助的内容，但是对于封控区的动物，真的没有看到有效信息。

【5】1998年3月9日，正是他的一番讲话，才让《泰坦尼克号》这部经典影片进入中国影院，而且是一刀未剪！！！

【6】@H0X0L

原来说过，疫情以来，两个行当一定是增长很多但不可持续的，一是核酸检测，二是保安。但等疫情过去，如此巨大规模的核酸检测就不需要了，很多保安也就要回老家了。
学校的保安数量疫情以来增加了几倍，每个门都分进口和出口，各有几个保安值守。门口新增加的保安人员，从小伙儿姑娘到大爷大妈，看起来也不排除都是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很多对学生横眉冷对，对老师还客气些，但不管学生还是老师都像是敌人。门口听到最多的，就是保安们此起彼伏的呼喝。如果疫情过去，回了老家，他们是否会感到些许失落？以及碰到谁都要讲讲在大学工作及管理很多老师和学生的精彩日子？

【7】韩浩月

南廖勇，北尹丽。不是和他们过不去，而是他们让普通百姓过不下去。日常打交道中，他们是大家接触到最多的基层工作者，如果这样的恶面孔越来越多，就会触发人们的系统性恐惧，对他们与他们的上级都不再信任。所以，追究他们的责任，其实也是还其他基层工作者的清白，是让他们知道，即便没有媒体监督，也还有社会监督。而严肃处理这些人，是上级以及上上级们避免裂痕变鸿沟的首要做法。

【8】@鱼姜

还有说放开之后中国十几亿人就是培养皿，会变异出致命病毒。但是全世界八十亿减去中国人，还有六十多亿。放开躺平培养变异了一年多，奥密克戎还是奥密克戎，昨天夜里的新闻中央认可的专家还说毒性下降了。这可是咋回事？六十几亿培养不出来的厉害病毒，中国十几亿就能培养出来？看不出来逻辑在哪。之前喜欢说亚洲人和白人基因不一样，白人死不了的是川普。镜像一下，也还是种族主义。

【9】@庄无邪

没有人被追责问责，就不会有人愿意负责。例如网传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那段视频中，有沈辉，尹丽，徐博，张丽娟这样隐藏在基层干部中间，天天想着如何构陷群众，拿别人的儿子当软肋的害群之马，它们活在当前混乱的防疫环境中更是如鱼得水，如果这样的言行都得不到惩戒，那么我们就注定一辈子任人鱼肉。

【10】@李-幺傻

平生引以为憾的是，那时候没有好好学英语。上初中，英语老师是民办教师，早晨跟着收音机学，下午给我们教，他自己发音都不标准。我上初三时，他就回家种地了。那时候还暗自庆幸，以后再也不用学英语了。现在才知道，英语是了解世界的一扇窗口，是连接世界的一条通道。不懂英语，你就很难懂得现代科技现代文明。

【11】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嘉道以来清朝司法体系的权变与失控

（以下引自郑小悠《人命关天：清代刑部的政务与官员》pp.394-95，& 407）
总而言之，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四五十年间，清帝国困于人口激增、地域扩张迅速的根本原因，出现了地方刑名资源严重不足、地方政府控制力下降的问题，直接导致原有"同层集权、上下监督"的刑案审转体系运转不灵，产生异化倾向。表现形式为内地积案累累、京控不断，边、海疆局部地区暴力冲突频发，经常处于半军管状态。面对这些问题，清帝不断调整策略，竭尽所能解决点状分布于各地的治安隐患，试图挽回"中衰"之势。其首选之策，还是强化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力图对地方的失效进行补救，如加强刑部、吏部对地方官的考绩监督，大量派遣钦差特别是刑部官员外出审案等等。
不过，加强中央权力以挽救地方法司堕落的举措，在面对道光年间进一步激化的社会矛盾时，显得收效不佳。因此，到道光后期，清廷已经有谨慎放权之举，即根据具体事项在局部地区施行重犯的"就地正法"。当然，放权的主动权终究还在中央手中，这与太平天国军兴以后的被迫放权有本质区别。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西方管理学界提出所谓 "权变理论"。"权变"即权宜之变，是机构在管理实践中，根据所处环境的发展变化而随机应变，以适应新的外部条件，并再度对其施加影响。清代刑名体系的设计，本来出自一种"防弊"的需要，然而凡事利弊相乘，防弊之政在一段时间之后，随着社会环境的变化，以及制度本身的漏洞被执行者发现利用，就出现了制度异化的问题，给整个体系的运行造成障碍。居于体系中心位置的刑部在感受到压力的同时，即需采取一种"权变"的姿态，随时对整个体系，以及自己本身的运行进行调整，来适应、弥补这种压力带来的问题。应变的姿态如能产生效果，维持体系不发生质变，即意味着体系本身尚有弹性。可惜，这种弹性被即将到来的太平天国运动彻底打破，战争结束后，中央政府日益衰弱，旧制再也无法被恢复了。
……当然，从根本上讲，太平天国军兴以后，随着地方督抚的坐大，清王朝固有的中央集权体制已经全面动摇并走向崩溃，刑部在刑名系统中丧失固有的地位与权威，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侧面。

【12】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多数人认为自己是被这场战争所欺骗的。大家众口一词说是被欺骗了。"但是，"被欺骗者之罪，并不单单存在于被欺骗的事实中，能那样不费吹灰之力地被欺骗，一切在于自己丧失了批判力，失去了思考能力，丢失了信念，如畜生般盲从，全体国民在文化上的无力、无自觉、无反省、无责任等都是罪恶的本来面目"。"国民既然能满不在乎地说出 '被欺骗'这样的话，那么今后恐怕还会多次遭受欺骗吧。不，现在一定已经开始被另一种谎言所欺骗了。"

——伊丹万作《战争责任者的问题》，转引自鹿野政直《日本近代思想史》，p.285

【13】@迢蜀：当你跟他讲民主时，他就跟你讲科学了。

@那就闭嘴保号吧:还是鲁迅精辟：你要说把天花板掀了，他就同意你可以开个窗户了。

来源：新浪微博喷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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