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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著名作家谌容女士于2024年2月4日9时0分在北京去世，享年88岁。谌容是《当代》杂志的重要作者，编辑部对她的离世表示沉痛哀悼。
谌容，祖籍重庆巫山小三峡，1935年生于湖北汉口。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随父母入川，1945年抗战胜利至北京，毕业于东城私立明明小学，后考入北京女二中。1948年初随家人回重庆，就读于重庆女二中至初中二年级。
1951年参加工作，在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书店）售书。1952年调入《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任干事。1954年考入北京俄文专修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享有国家调干助学金的大学生。1957年毕业分配至中央广播事业局从事翻译工作。1961年病休。1962年调入北京市教育局待分配。病休中开始练习写作。
1975年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1979年在《收获》发表第一部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1980年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为专业作家。改革开放四十年间，在全国各地期刊发表多部中短篇小说。作品深受广大读者喜爱，多次获得各种奖项。由作者改编的电影《人到中年》，获得当年"百花""金鸡""华表"三大奖，得到广泛赞誉。
谌容曾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在《当代》发表小说《关于仔猪过冬问题》《太子村的秘密》等。其中，《太子村的秘密》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当代》2022年1期又刊发了她重启小说创作后的新作《信不信由你》，潇洒而超脱，体现了不竭的艺术创造力。
谌容曾将文学创作称为"给我以生的一条路"，"每一步都是置之死地又起死回生"。今天特分享她这篇自述，以志纪念。
每一步都是置之死地又起死回生
文 | 谌容
记得除了有关单位要求填写的履历表，自己从未写过自传之类的文字。也因此，有关作者的年龄、出生地、祖籍、家庭、经历等，被介绍时多有差误。其实，差不差的也不是什么大事，因而也就一直没去管它。直到这次出版文集时，周围的朋友特别是编辑部的同志们都劝我还是写一篇小传，把自己的来龙去脉说清楚比较好。也好，那就从头说起吧。
首先，我这个姓，《百家姓》上就没有。谌，这个字《新华字典》上只有一个音：chén。我们家祖祖辈辈却念"甚"。记得四十年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播我的小说，天天结束时，夏青同志都要用悦耳的声音说：这是女作家"陈容"的作品。我听着觉得别扭，给电台打了个电话，那边回复说，电台播音的依据是《新华字典》，又客气地说，别的字典可以证明是多音字也行。如果这事放在今天，我肯定是听之任之，绝不会去打那个电话。可笑那时，放下电话就搬出几本字典，还真被我找到了。《康熙字典》上"谌"字作为姓氏时有三个音："陈""甚""真"。谌，是谨慎的意思。当时我还如获至宝，立刻就特别高兴地通知了电台。结果，在最后几天的播出中，夏青同志只好加上一句："谌容"同志就是大家熟悉的女作家"陈容"同志。
"谌容"是我的名字也是笔名。我今年83岁，汉族，祖籍重庆巫山县，1935年10月25日出生于湖北汉口，出生后在汉口居住约两年。据家人说，一岁多时我曾患小儿肺炎，眼看气息奄奄生还无望，已被家人从床上挪放于地。幸蒙中医名家冉雪峰先生到来，一服中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冉先生是巫山县人，家父的小同乡）。这也算作者生命中的大事件。救命之恩难忘，至今我对中华医学顶礼膜拜坚信不疑。
1937年日寇入侵，父亲供职的机关疏散南迁，两岁多时随家人乘船逃难至四川成都。1942年的一天，日本飞机突然轰炸，因年幼不及避入防空洞，炸弹近在咫尺爆炸，当场家人头部中弹片血流满面。如无家人身体遮挡护佑，可能我就难逃一死，那年我七岁。
1943年日寇对我大后方的城市狂轰滥炸，全家随父亲的机关疏散至重庆巴县歇马乡，我就读于歇马乡村里的"小弯小学"。记得上学的路上周围是一片水田，学校门前有一条小河。河岸边有一家人开了个油坊，油坊那架很大的木头水车昼夜在河里转动，掀起小小的透亮的水帘子。每天上学都要站河边看一会儿慢慢转动的水车，然后才踏过小石板桥跑进校门。四十年后我又回到那里，学校简陋的小院儿还在，只是旁边盖起了新楼。校门前的小河干枯了，水车没有了，油坊老板也搬走了。
1945年抗战胜利，父亲工作调动至北京，我的小学生涯才算断断续续告一段落，终于在北京东单三条私立"明明小学"毕业。这个小学设在胡同中的一栋洋楼里，颇有点"贵族气"。记得毕业典礼那天，一位女老师拿了一套外国机器来，教我们自己做冰淇淋以示庆祝。那是我第一次吃冰淇淋，所以记忆犹新。毕业后我考入当时的北京北新桥女二中。
1947年年底父亲调回重庆，全家随行。我考入重庆南岸女二中，读到初中二年级。在这个学校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是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撤退时放的那一把大火。那天夜里，我们站在学校的山坡上隔江远望，只见对面城里一片火光，烧红了半边天。师生们都惊恐万分，怕回不去城里了。后来才知道是那个国民政府的市长杨森逃跑前下令放的火。回城时从码头上来，我看见林森路一条街几乎被烧光了。
1950年刚解放时，父亲的历史问题尚未作结论，工作也没有落实，父母就把我和妹妹送到了成都一个远房亲戚家。在亲戚家住着很不适应，不到一年，我就自作主张买车票带着妹妹回了重庆。
1951年返回重庆。三月，重庆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书店）招考售书员，我去报考，被录取了，算是参加了革命工作。
当时书店是开架售书，店员的任务是站在一旁监管服务。无奈当时年龄太小（十五岁），只顾站在书摊旁看小说，完全忘了自身的职责，以至于在我的看守之下许多书都不翼而飞，被领导批评教育是家常便饭。大概是因为屡教不改，经理就把我调去开发票。对这次的调动我心中窃喜，开发票只要不写错就行，丢书就跟我没有关系了。那时刚解放，文化人都比较穷，书店里看书的人多，"偷"书的人也不少，买书的人却不多，开发票的工作相对轻闲，责任也小些。虽然顾客多的时候不便低头看书，人少时还是可以的。因而就盼着下雨，那种天气逛书店的人寥寥无几，可以堂而皇之地坐在桌子后面看小说，经理也不会管你。往事如烟，一去不复返，年迈之人追忆当年白纸一般的少年心境，莫名的伤感时时涌上心头。
我们这个为工人服务的书店是解放后才建立的。经理是上海刚参加革命的大学生、南下干部，二十四岁。其他售书员都是像我一样十五六岁的半大孩子。那是一个非常年轻、充满活力的集体，大家都住在书店的楼上，停止营业插上门板后就一起去看电影，或者经理打着拍子教我们唱"解放区的天"。我们还把书送到工厂矿山的工人手中。记得有一次，我和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子一组，一路搭乘轰轰作响冒着黑烟的长途汽车，背着书到了著名的天府煤矿。出于好奇，我们想下矿井看看，却被周围的师傅们坚决制止了，理由是井下的工人都一丝不挂。
1952年6月西南工人出版社门市部与新华书店合并，小伙伴们都去了新华书店。好像当时《西南工人日报》编辑部需要一个干事，就把我调到了编辑部。他们私下告诉我，之所以调我去是因为我开发票时字写得不错。庆幸家严从小让我临写颜真卿，使我得到了这份工作。那年我十六岁，既无学历也无资历更没有后台，在编辑部我的工作既不是编辑也不是记者，是为编辑部服务的干事。不过我很忙，要负责给编辑记者们领工资、发电影票、跑印刷车间、拆看读者来信，然后分类交给编辑回信。晚上十二点起来，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记录新闻。因为当时没有电传之类，为了不耽误第二天见报的重要新闻，只能夜半时分由我一字一字地记录下来，然后交夜间值班总编。虽然整天被呼来喝去的，我对这份工作还是相当的满意。首先，穿上了灰色的双排扣"列宁服"，参加了革命工作自食其力，脱离了家庭。其次，好歹这工作与文化相关，有利于自己的学习。因此，在那两年的工作中表现还是很积极的，曾得到冯社长在全报社大会上的表扬。写上这次的表扬并非为了夸耀自己工作得多么好，而是因为这次的表扬对我即将报考大学至关重要。
1954年中央出台了一项政策：凡参加工作三年以上的青年干部可以报考大学，入学后由国家给予助学金，享受调干大学生待遇。这消息对于我无疑是喜从天降，我的工龄三年半，够了，于是立刻跑到人事科报了名。多年后我才得知，我的报名曾引起人事科一番争论，原因很简单：我的家庭出身问题。
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由自己选择，这个简单的道理谁都懂。然而不幸，在那一股极左思潮泛滥的年代，凡是非劳动人民家庭出身的人，大都会被另眼看待，或者说受到歧视，我也不能幸免。这个家庭出身问题竟困扰了我半生，几乎毁掉了我的事业与前途，直到改革开放阳光普照的新时代才得以解脱。
因此在这篇小传里，有必要把我的家庭情况交代清楚，也便于读者更好地了解这个作者。
我的父亲谌祖陶（字述尧）是重庆巫山县人，就读于三十年代北京的"中国大学"。很遗憾，他选择了法律系，毕业后只能服务于当时的国家机器。他历任地方法院的书记员、推事，高等法院的院长，直至最高法院的庭长。所幸他老人家经办的是民事案件，不涉及刑事人命官司。重庆解放，他的历史被审查清楚后就留用于西南最高人民法院。我的母亲杨淑芳（字哲生）是河北保定清源县人，出身于一个封建的大家庭。她的寡母顶住族人的压力，用自己的私房钱偷偷送她外出求学。母亲读完了河北保定女子师范高中，毕业后在北京东城的史家胡同小学任教。抗战时期我家疏散在农村时，因村里的小学没有教员，她也当过两年乡村教师。印象中，母亲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红楼梦》《聊斋》是她常看的书，对京剧《锁麟囊》《玉堂春》不但熟知还会唱几段，她说自己年轻时还是京剧票友。母亲的一生与政治毫无关系。我的祖父祖母都在老家重庆巫山县。至今我也没有回过巫山，没有见过祖父母。听家人说，他们一生就住在山清水秀的小三峡。虽然我对他们的经济状况一无所知，但在旧社会贫穷的深山里能供出一个大学生，定有不少土地，想必是个地主。
因此，从参加工作以来，在履历表"家庭出身"一栏里我都填上"官僚地主"。在那个动不动就"查三代"的年代，我这个家庭出身显然是极不光彩的，也难怪在我申请报考大学时会遭到一些革命同志的反对。不过，我运气很好，人事科的一位女组长（也许是副组长）坚持同意我的报名。她的论点就是人们常常挂在嘴上的"一个人的家庭出身不能自己选择，重在个人表现"，举的例子就是："她本人工作积极努力，曾在全社大会上受到过社长表扬"。平时我和这位大姐从无交往，只知道她姓张，是解放前的大学生，在学生运动中参加游行时被国民党军警的刺刀刺伤，留下了后遗症，身体不大好。算来她应该九十高龄了，每每想起我报考大学时的往事，总会想起她，尽管我连她的名字都不知道，还是由衷地感谢她的仗义执言。
终于准许我报了名，而且按规定给了一个月的复习时间。以我这初中二年级的水平，三十天的复习功课时间想考上大学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感谢我的工作环境了。在编辑部，我周围的编辑记者大都是解放前的大学生，社领导是有学识有革命资历的老干部，我非常羡慕他们有学问还会写文章在报上发表。尽管当时我在编辑部是年龄最小、职务最低，学历更谈不上的小干部，倒也没有自暴自弃甘居下游，而是自强不息暗中努力，希望能迎头赶上他们。我的工作虽然烦杂琐碎，却有很大的机动性，只要把分内的事干完了，时间都是属于自己的，没有人管我。于是，在这期间我读完了初、高中学生应学的语文、历史、地理教科书，数理化没兴趣也看不懂。此外，刚解放时俄文很受追捧，电台里天天教俄语。我也弄了个小收音机很认真地毫无目的地跟着学，也就是想丰富自己的文化知识而已。
想来可笑，我这一系列"盲目"的自学，竟仿佛是为日后考大学做了充足的准备。当时还要考一门"政治时事"，这对我更容易。每天我记录的新闻都是国内外大事，答起考卷来驾轻就熟，比那些应届高中毕业生强多了，根本不用复习。在报考什么大学的问题上无人可商量，加上我非常自信，直接报考了北京的"外国语大学"（那时叫"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很幸运，录取通知书寄来，大学我考上了，那年我十九岁。
如梦中一般，1954年我居然成为了新中国的一名大学生，而且享受调干学生待遇，由国家每月补助25元助学金。那时物价便宜，在学校食堂一日三餐，每月饭费交十二元五角就够了，自己还余十二块五。因为我有弟妹四人，母亲没有工作，家庭负担重，我每月寄回家十元，剩下两块五零用。那时人们都不富裕，有些自费大学生连这两块五零用钱也没有。
大学对于我绝对是一个美好的新天地，特别是图书馆。俄语我自学过一些，应付苏联老师考个"五分"并不难，我的专业学习成绩甚好。在大学的几年间，我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图书馆，真是如饥似渴般阅读中外名著，还参加了学校的文学社，而且"荣任"社团的"联络部长"。三年间寒暑假没有回过家，一来没钱买火车票，二来主要还是舍不得泡图书馆的时间。在那所大学里，与其说我读的是外语系，不如说上了一个"中文系"更贴切。那一段时光对我走上文学之路想来还是重要的。
入学时我们学校名为"北京俄文专修学校"，地址在北京西单石驸马大街，沿用着一部分旧北平女子师范大学的校舍，很快我们就搬到了北京西郊魏公村的新教学楼，并且改名"北京俄语学院"（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本来学制是三年，应该1957年毕业。那年正赶上反右派运动，听说是因为学生分配的问题，延期一年，改成四年。1957年只有少数学生被一些单位挑走。中央广播事业局 （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到学校要了四个人，两名男生两名女生。又是很幸运，我是其中之一。
那时人们都没有电视，也无须电视台，只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我被分配在中央台的伊朗、土耳其语组。因为当时缺少懂这两门外语的人才，就由我们把稿件翻译成俄语，再由懂俄语的专家译成他们本国的语言广播。不久，我们有了懂这两国语言的同志，我就被调到了对苏联广播部听众来信组。当时中苏关系尚未破裂，电台收到的苏联听众来信很多。我们组有五六个同志，每天办公室里只听见打字机响成一片，甚至还要加班加点。
很不幸，1960年我晕倒在笨重的俄国打字机旁，从此开始了那一段不堪回首的日子。打针、吃药、住院，中西医都无济于事，关键是不能确诊是什么病因导致的频繁晕厥。晕倒总是突如其来人事不知，醒来则一切如常，只是精神不济，人也日见消瘦，一米六的身高，体重只有八十斤，倒也无须减肥了。最尴尬的一次是刚出家门，去医院等车时晕倒在13路公共汽车站。那时的人们崇尚急公好义救死扶伤，热心人从我的包里找到我家地址。幸亏宿舍离车站近，传达室的老王同志跑来把半死不活的我背回了家。
1962年左右中央机关精减干部，我榜上有名，被精减到北京市教育局。虽然在病休中被机关精减，似乎有些绝情，但若换位思考，从工作的需要出发，当局的决定也无可厚非。对于我个人，身体才是本钱，如果学校教书工作不那么紧张，从此摆脱疾病的折磨也未尝不是好事。谁知天不从人愿，站在讲台上照晕不误，万般无奈，我只得拿着病假工资待在市教育局，成为"待分配"干部。
所谓"祸兮，福所倚"！我自己也没有想到，这一病竟为我病出了又一片新天地，开始了我的写作生涯。尽管这片新天地并非那么鸟语花香，却也是上天的赐予，病中人的希望。我后来写的一篇散文《痛苦中的抉择》，多少描述了那时的真实。
这种病不犯时像健康的好人一样，病休的日子里除了看书料理家务，我曾尝试学过画画，研究过烹调、缝纫，练习过翻译，后来干脆自己编写小说了。在我决定开始写作时，唯一支持我的人，或者说唯一知道这件事的人，只有我的丈夫范荣康。在这里，有必要交代一下我的家庭婚姻状况。
1956年大学二年级暑假我结婚了，周岁不满二十一吧，也许现在的年轻人觉得是早婚，其实在20世纪50年代十八九岁的女孩子结婚是很正常的事。更何况我们班上调干学生多，都是在社会上工作了三年以上的人，结了婚有孩子的也大有人在。
范荣康（原名梁达）也是从重庆调来北京的干部。他曾是西南《新华日报》的记者。在重庆时，我们两家报社比邻而居，有时也联合在一起开大会，听重要的传达报告。不过，那时我并不认识他，只是从《新华日报》上看到过他写的通讯文章。直到我来北京读书，他调到北京《人民日报》工作，才由我们报社的一位大姐正式介绍认识。好在曾读过他写的文章，也算知根知底。加上本人择偶标准很简单：忠厚诚实文化人，年龄差距六岁也合适。更加上双方都是孤身在北京，例行交往了月余之后，趁着学校暑假就结婚了，放在今天可能就叫"闪婚"。
我的家庭生活很平静也很正常，基本没有吵嘴打架之类的事。正像我后来小说里写的，家庭里的矛盾无非是柴米油盐之争，不涉及马列主义、修正主义原则问题，不必闹得刀光剑影你死我活。当然，夫妻间平静和谐的生活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相互扶持的基础之上的。就如我"异想天开"地要写小说，如果最亲近的人不支持，你根本就干不成。更何况六十年代写作被认为是不务正业，个人主义想"成名成家"，那可是大罪。也因此，在我写第一部长篇小说时犹如地下工作者一般，只能暗中进行。第一读者只有范荣康，外人都不知道。他是一个很称职的第一读者，不但负责挑毛病还能以他评论员的敏锐在政治上为作品把关，甚至可以动手改错别字和不当之处。后来，因为我的家庭出身问题遭到出版社"造**派"不公正的对待时，他和我共同顶住压力。特别是当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万年青》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之后，由于创作假问题被扣发了三年工资，以至于害得五口之家需要举债度日时，他都一如既往地支持我。当我在重重压力之下灰心丧气企图搁笔时，只有他鼓励我，认为我有写作的潜力，不写太可惜了。这也许又是我运气好，一生中得遇知己，而且是自己的丈夫。
请恕我不想回忆18年前那个悲惨的日子了，那年一个月之内我的丈夫范荣康和大儿子梁左都相继离我而去。有读者常常要求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曾写过"生活中有鲜花也有眼泪"。流泪的日子也要倾尽全力好好过下去，这就是生活！现在我拥有一个大家庭，有儿子、女儿，孙子、孙女，外孙、外孙女，去年有了两个小重孙，已是四世同堂。
诗人、文学评论家张光年（左六）和青年作家谌容（左四）、张洁（左七）等人合影（摄于1985年）
耄耋之年回顾我的文学之路，虽是走得艰难，却也伴着无比的欢喜，似乎每走一步都是置之死地而又起死回生。1974年，我全心全意无比虔诚地写完了长篇小说《万年青》，无视当时政治风云的强劲，迫不及待地就把稿子交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不幸正赶上"批林批孔"运动，我给出版社带去了灾难。出版社楼道里贴满了"造**派"的大字报："为什么要出版法官女儿的书，而不出版工农革命群众的书"。后来，经过艰难困苦的斗争，《万年青》才得以出版。之后我又写了长篇《光明与黑暗》。这两部长篇都是发表在新时期之前，没有选入这套文集中。
1978年，春满大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到来，我满怀喜悦地写完了中篇小说《永远是春天》。当时我在文学界谁也不认识，只认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就把书稿交给了编辑部的老孟同志。因为字数不够长篇他们不能发表，可是，老孟同志并没有把稿件退还我，而是积极地四处为这篇小说找出路，结果找到了上海复刊不久的大型期刊《收获》。小说稿放在了主编巴金同志的案头，同时也有人报告主编，这个作者"文革"中出版过两部长篇。这个小报告显然对作者是极为不利的，幸而巴金同志没有理睬这些闲话，甚至没有让作者修改直接就刊登了。从此，我很幸运地成为了《收获》的作者。
谌容与巴金
特别难忘的是，这篇小说发表之后，巴金同志听说这个作者还在扣着工资的情况下进行业余创作，就趁来北京开文代会之机，让他的女儿、《收获》的执行主编李小林同志到家里来看望作者。记得那天我的三屉桌上是写了三分之一的《人到中年》手稿，她看了就非常热情地鼓励我快写下去。她的突然来访给我全家带来的惊喜可想而知。从那以后，四十年间她不仅是我的责任编辑，更是患难与共的挚友。直至今日，当得知我还没有出版过文集时，她也是那般地关怀安排，促成了此书的出版。
1979年，在我的中篇小说《人到中年》发表之后，北京市委由宣传部补发了我的三年工资，并把我调入北京市作家协会成了一名专业作家。
再回首，一生的选择没有错。文学创作伴随我度过了无数个春夏秋冬，见证了我孤独面壁时的辛劳，也见证了我笔耕收获的春色满园。我时时鞭策自己：今生不负心中这支笔！
（摘自《谌容文集》，谌容著，作家出版社2019年9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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