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永振：一个病毒学家的编年史（下）

2012年



这是张永振在病毒学科研上实现转折的一年。他带着几名硕士研究生，在国际最权威的病毒学期刊《病毒学杂志，Journal of Virology》上连续发表了3篇论文。



第一篇论文，提出了褐家鼠迁徙导致了当今汉城病毒的世界性分布，这篇论文也是该期刊当期的亮点论文。



第二篇是他们在温州发现，当地的社鼠携带的汉坦病毒是完全独立的新种，取名为"大别山病毒"。但在研究这个病毒时他们发现，在汉坦病毒种的形成过程中至少发生了9次跨种间传播事件。他们提出了"跨种间传播在汉坦病毒种形成中起决定性作用"。



第三篇是有关淮阳山病毒的生态、多样性及其进化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湖北河南交界地区生态因素的改变是淮阳山病毒感染人并引起淮阳山血热新发传染病疫情的主要因素。



张永振在汉坦病毒研究上取得国际学术界认可后，当时已是国际顶尖病毒学家的悉尼大学教授（澳洲科学院院士与英国皇家学会会士）爱德华·霍尔姆斯博士开始和张永振合作，后来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在张永振走向大病毒领域的研究上，他提供了不少帮助。



爱德华时常怀疑张永振是不是不睡觉，因为张永振在夜里回复他的邮件总是很快。





2013年



2011年底，张永振团队认为蝙蝠可能在汉坦病毒的遗传进化中发挥作用。随后的一两年内，他们在浙江龙泉、湖北武汉等地采集的蝙蝠与其他动物样本中发现了以下病毒：



在浙江龙泉地区的中华菊头蝠中发现了龙泉病毒；

在湖北黄陂地区的普通伏翼蝠中发现了黄陂病毒；

在内蒙古牙克石地区的东北鼩鼱中发现了牙克石病毒；

在云南梁河的四川短尾鼩中发现梁河病毒。



借助新发现的汉坦病毒，他们对全世界发现的汉坦病毒进行了系统的进化生物学研究，研究结果以封面论文的形式发表在国际权威的病原学杂志《美国公共图书馆—病原学，PLoS Pathogens》上，封面上的评论是"在中国新发现的汉坦病毒挑战了其来源于啮齿类动物的传统观念"。



鉴于他短时间内在汉坦病毒遗传进化上的这些研究，赫尔辛基大学的Alexander Plyusnin教授对该校的中国留学生常说：张永振的进步太快，在汉坦病毒遗传进化研究上他已经超越了我。



张永振认为，他们研究的最终目的并不是仅为发现新病毒，而是要查清病毒在自然界中的本底，揭示它们的遗传进化、生态，以及播散规律，希望有朝一日能对它们进行天气预报式的预测预报预警，为新发传染病的主动防治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支撑。



也在这一年，张永振对他的学生说：在汉坦病毒的遗传进化研究上，目前我们已经站到这个领域的山顶上，但我们不能停留在这个山头上，我们一定要跳到更大更高的山头上。



这一年三月，爱德华应张永振邀请来到中国CDC传染病所，与张永振团队进行了面对面的交流，非常仔细地参观了实验室的所有工作，察看与询问每一实验细节。张永振又带着爱德华到了温州与龙泉，实地察看林献丹带领的温州等地的现场工作是如何进行的。他在中国CDC与温州市CDC也分别做了学术报告。这次访问更加坚定了他对张永振的信任及与张永振的合作。后来他安排他的学生来中国参加张永振团队的研究工作。他的学生说，爱德华回澳洲后说发现新病毒与进行病毒进化研究，张永振能抓住重要科学问题，其现场合作伙伴太好啦，必须与张永振合作。



这一年的六月，赫尔辛基大学Alexander Plyusnin教授第三次来访张永振实验室。他住在中国CDC的专家公寓，由于时差原因，他早上不到6点就到了张永振的实验室。到了实验室，他看到了正在办公室折叠床上睡觉的张永振。这令他很意外。然而这对于张永振来说，睡办公室早已习以为常。在中国疾控中心传染所的20多年间，他就是这么过来的。





2014年



四年前（2010年）在研究淮阳山病毒时，在湖北荆门地区采集的微小牛蜱样品中，张永振团队发现了两条与黄病毒科病毒的NS3和NS5基因同源全新基因片段，按照当时黄病毒科的分类标准，这两个基因片段应该代表一个新的病毒属，根据发现地的地名和宿主，张永振将这个病毒命名为"荆门蜱病毒"。



依据经典黄病毒的基因组结构，NS3和NS5这两个基因片段应该在同一条RNA链上，中间与两边还有其他的基因序列。但张永振团队始终无法将两个片段连接上，也扩增不到其他的病毒序列。在后来近四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一直没人能解开。



2013年夏天，张永振突然想到，获得的NS3和NS5这两个片段会不会本身就不在同一条RNA核苷酸链上？

这个未知的病毒是否是一种分节段的病毒？7月21日下午，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两位博士生，他们在那天晚上反复分析验证后，证明了这个大胆的猜想。随后又找到了另外两条编码结构蛋白基因片段。令人惊奇的是，后找到的两个片段与当时已知的所有病毒序列无同源性。



判断这四个基因片段代表一个前所未知的崭新病毒，风险巨大，张永振认为这是他科研生涯中遇到的最大挑战。



张永振说，关于基因组分节段和不分节段病毒的起源问题是病毒遗传进化领域的重大课题，涉及到病毒的生物学定位，一直是困扰科学家们的难题。



一些实验室里的模拟实验结果提示，在病毒的进化过程中，基因组分节段与不分节段的两类病毒间应该有着进化上的关联。然而在当时，基因组分节段和不分节段的两类病毒之间看似没有任何联系，也未能在自然界找到一个能明确证明两者之间有遗传进化关联的病毒。直到荆门病毒的发现，这个病毒建立了基因组分节段病毒和不分节段两类病毒间进化的桥梁。荆门病毒的发现不但挑战了原有病毒分类规则，同时为研究基因组的进化提供了新的思路。



鉴于荆门病毒的特殊生物学意义，论文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发表后，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Hayley M. Bennett博士立即以 "新发现的蜱病毒拨开了迷雾"为题在顶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发表了评论文章。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编著的经典病毒学教材《病毒学原理》第四版（2015）与第五版（2020）图文重点讲述了荆门病毒的故事及其生物学意义。



鉴于在节肢动物中发现了具有重要生物学意义的荆门病毒，张永振认为找到了金矿，带领团队开展了节肢动物中病毒多样性与进化的更加系统深入的研究。



这一年，做海洋生物研究的陈骁加入了张永振团队，是张永振从事海洋病毒研究最有力的助手。



爱德华第二次来到张永振实验室，讨论进一步加强病毒进化的合作研究。张永振带着他到了武汉市CDC，看了武汉周边地区地理生态、湖泊与河流，也去了武汉华南海鲜市场。





2015年



这一年，在70种节肢动物中，张永振团队发现了112种全新RNA病毒，其中包括基因组最复杂多样的RNA病毒——楚病毒。包括楚病毒在内的这些新病毒的发现，充分证明了所有负链RNA病毒具有共同的祖先。另外，他们还发现了缺少编码糖蛋白基因或核蛋白基因的病毒，以及节肢动物在病毒的进化与播散中起重要作用。



长达26页的文章发表在《eLife》上。当时期刊的主编是Randy W. Schekman，他在2013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他又在同期安排了由来自爱丁堡大学的国际著名病毒学家撰写的3页评论文章：《节肢动物是病毒进化的心脏吗？》。同时，剑桥大学的生物学家Astrid Gall博士以 "充满病毒的昆虫"为题在顶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也发表了评论文章。两篇文章均高度评价张永振团队有关节肢动物中病毒多样性及其进化的科学意义。



也是在这一年，张永振与武汉市CDC的主任周敦金及余滨主任医师、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科的赵苏主任等，联合在武汉的医院中开始开展不明原因呼吸道感染病原体监测及肺炎病原谱的研究。





2016年



动物分为脊椎动物与无脊椎动物两个大类。过去研究动物携带的病毒主要集中于哺乳动物与鸟类脊椎动物。脊椎动物占整个动物种类不到4%，而无脊椎动物则占整个动物种类的96%以上。无疑，张永振认为解析了无脊椎动物中的病毒则能更好地理解认识整个病毒圈的全貌。



2016年，张永振团队在《自然，Nature》上发表《无脊椎动物RNA病毒圈的重新界定》的研究论文，报道了1445种全新的病毒。这篇论文充分证明了自然界RNA病毒的高度多样性与进化上的连续性，所有的RNA病毒具有共同的祖先，并且系统揭示了RNA病毒的遗传进化规律及RAN病毒与DNA病毒、细胞生物之间的遗传进化关联，提出了RNA病毒基因组进化的模型。在无脊椎动物中发现了仅编码RNA依赖的聚合酶基因病毒，加上2015年在节肢动物中

Maja Stanojević



发现的缺少编码糖蛋白基因或核蛋白基因的病毒，这些特殊新病毒的发现也对现有病毒的概念提出了挑战：什么是"病毒"？



一位负责审稿的科学家说，这些新病毒的多样性和基因结构毫无疑问地颠覆了人类对病毒世界的认识，是一项革命性的研究。同时他认为这篇论文是他审过的最令人激动的论文，甚至是他读过的最令人激动的论文。



同时，顶尖的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的编辑Ashley York博士在《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发表题目为《揭开病毒圈的秘密》的评论文章。高度评价张永振团队有关无脊椎动物中病毒多样性及其进化的科学意义。



在中国疾控中心的官网上，我们依然能看到对这一发现的评价："此次张永振团队研究发现的新病毒数量很多，不仅充实了病毒的'数据库'，还填补了病毒进化上的主要空缺。同时也改变了病毒学的传统观念，为认识生命的起源进化提供了新的基础。"



简单来说，这些病毒的发现让人类重新认识了病毒本身。爱德华·霍尔姆斯常常对张永振说：张，你改变了病毒学。





2017年



这一年3月，张永振接受赫尔辛基大学Alexander Plyusnin教授的邀请赴赫尔辛基大学讲授病毒的遗传进化。5月，受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大学教授Maja Stanojević博士的邀请赴贝尔格莱德大学讲学，并被医学院聘为客座教授。11月，应俄罗斯国家病毒与生物技术中心研究员Liudmila N. Yashina博士邀请，赴俄罗斯新西伯利亚访问，讲学、参观考察，商讨双方合作事宜。



7月起，他带领团队成员先后赴新疆、河南、江苏、浙江等地现场调查采样。9月在浙江温州文成山上采样时，张永振掉到5米多的深坑，摔断3根肋骨、一节脊椎骨骨裂。事后学生们调侃说，他是用生命在采样。



这一年年底，鉴于团队在病毒多样性、遗传进化等所取得的成绩，国际顶尖期刊《细胞，Cell》与《病毒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Virology》先后联系张永振，约请他撰写相关评论文章。



7月，张永振与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联合招的博士后陈燕玫博士进入张永振团队，她原本是中山医学院党委书记吴忠道教授为吸引张永振到中山医学院工作提前为他招的博士后。



10月底，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到深圳参加一个遗传学会议。会后，他与张永振应邀先后到广州中山大学中山医学院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讲学并探讨科研合作事宜。



……



2018年



3月底，张永振团队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达成科研合作协议，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建设实验室与研究团队，开展病原学研究。（特别要指出的是：除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外，张永振在2018年前没有在任何单位领取过兼职劳务费。）



这一年，张永振团队在《自然，Nature》上发表了第二篇研究论文——《脊椎动物RNA病毒的进化历史》。他们在海洋与陆地采集的186种低等脊椎动物中发现了214种全新病毒，尤其是在海洋鱼类中发现了埃博拉类、沙粒类、汉坦类等RNA病毒。



该研究表明，自第一个脊椎动物出现后就一直有病毒存在，提示病毒随着脊椎动物从海洋到陆地，论证了RNA病毒具有漫长的进化历史。这篇论文与2014年发表在《美国科学院院报，PNAS》、2015年发表在《eLife》、2016年发表在《自然，Nature》上论文的研究结果，对确立病毒的生物学属性及其进化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鉴于这篇文章的科学意义， 《自然，Nature》杂志同期配发美国科学家Zeller和Andersen撰写的题目为 "Backbone of RNA viruses uncovered"的评论文章。同时，自然子刊《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的编辑Ashley York博士再次在《自然微生物评论，Nature Review Microbiology》上发表题目为《走了同一条路》评论文章。南京师范大学韩管助教授等在《微生物进展，Trends in Microbiology》上发表题目为《脊椎动物RNA病毒扩大的多样性》的评论文章，以及TWiV邀请美国两位病毒学家对该研究结果进行了长达10分钟的评论。高度评价张永振团队有关低等脊椎动物中病毒多样性及其进化研究结果的科学意义。



张永振等在《细胞，Cell》上发表特邀评论文章。在这篇评论文章中，他提出：宏基因组（尤其是宏转录组）是发现新病毒的一个强有力工具，正在改变我们对病毒圈的认识。重新界定的病毒圈完全不同于我们原来所认识的病毒圈，总结梳理了病毒的进化机制，同时也指出我们在病毒的认识上每前进一步，都会更加意识到我们真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是我们未知的。



这一年3月，应德国病毒学会的邀请，张永振在德国当年的病毒学年会上作有关病毒的多样性与遗传进化的大会主旨报告。10月，日本冈山大学的铃木教授邀请他先后在冈山大学、京都大学讲学，以及在当年的日本病毒学年会上作大会主旨报告。



鉴于张永振团队已开始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开展科研工作，爱德华.霍尔姆斯也是复旦大学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客座教授，这一年7月，他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工作一周。



值得一提的是，霍尔姆斯自与张永振合作，不管他自己来中国还是送他的学生到张永振实验室工作的旅费都是由他自己在澳洲的科研经费中支付，更没有从中国疾控中心、复旦大学、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获得任何劳务费。他对朱同玉说，他来中国与张永振合作，就是为了科学与公共卫生。两个病毒家对于科学的热爱、执着，对个人品质的相互欣赏，让国际合作变得纯粹而愉快。





2019年



这一年，张永振应邀在《病毒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Virology》发表评论文章。这篇综述系统评价了宏基因组学带给我们在病毒圈认识上的巨大突破、病毒学未来发展的方向，以及可能遇到的挑战。



同年，张永振与欧美其他5位病毒学家应《自然，Nature》的邀请，发表评论文章，明确提出，病毒的分类规则是到了该改变的时候了以及如何改变。



这一年5月，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来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并与张永振、陈燕玫等一起到云南考察，准备在云南开展新病毒发现及遗传进化研究。



到这一年，张永振的妻子赵斌秀已患病8年。



他们一起生活了30年。张永振陪伴家庭的时间很少，他对妻子和女儿一直觉得很亏欠。有时出差回来，他会给妻子带点礼物。他曾从南非带回一条项链，从芬兰带回一块表，妻子都非常喜欢。2017年，他们一起去了贝尔格莱德，那几天妻子特别高兴，天气也很好，他们喜欢晚饭后在校园和当地的街道散步。



9月11日张永振从上海出差回北京，12日在实验室工作一天到深夜回家。13日是中秋节，早上妻子的身体有点撑不住了，张永振立即将妻子送到地坛医院治疗。她在地坛医院住院期间，还催促他赶紧回去做研究。病情恶化后，任何药物对她都不再有效。



10月13日早上，妻子去世。他说："在一起生活30多年，都是她在操持着家，带着女儿。她不在了，很多话，我没有地方可以说了，似乎家也没有啦。"











第三篇  



2020年





1月1日



张永振过生日，吃了两口学生买的蛋糕，收到了一些问候和祝福，女儿给他打了一个越洋电话。





1月3日



张永振收到了武汉CDC的田俊华常规采集的生物样本，其中还包括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科赵苏主任、武汉市CDC余滨主任医师等于2019年12月26日采集的一份不明原因肺炎病人灌洗液样本。 



按照国家生物安全条例，不明原因临床样本可以直接在P2实验室处理与检测。但当时张永振团队在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的P2实验室正在装修，实验室没有启用，P3实验室刚好有空档期。下午一点半，张永振的在职博士生宋志刚与另一位副研究员吴凡开始在P3实验室做样本处理与核酸提取。随后其他学生建文库与进行高通量侧序。



在他们开始进行武汉不明原因肺炎患者病原体筛查前，刚刚帮上海一家医院完成临床不明原因严重腹泻病例的病原体诊断。





1月4日



张永振在办公室忙碌了一天，晚上很晚回到宿舍，刚脱下衣服准备睡觉时（1月5日的凌晨两点多），接到了一个电话，是他团队的陈燕玫博士打来的，她在北京实验室负责此次高通量病原体筛查病毒数据分析工作。陈燕玫告诉张永振，她在转录组的数据中发现了SARS类冠状病毒的序列。



张永振让陈燕玫别睡了，熬夜把全基因序列做出来。随后他立即回到办公室，并给他团队中一个最熟悉冠状病毒的学生王文博士（注：也是张永振的学生，传染病所的职工）打电话，让她立即从回龙观的家赶到昌平的实验室协助陈燕玫分析病毒序列。





1月5日



凌晨2点，张永振团队通过高通量测序获得了该病毒的基因组序列，早上6点前他们不但获得了病毒的全基因组序列，而且对测序数据进行了全面分析，同时绘制出了基因组图谱，以及构建了进化树，分析结果表明该病毒是历史上第一次在人上发现。



早上7点，张永振给武汉中心医院呼吸内科赵苏主任打了一个电话，询问与讨论了该病患的相关情况。8点前，张永振做出了几个判断：



1、武汉出现的不明原因肺炎的病原体是SARS类冠状病毒；

2、该病毒在病毒学分类上是一个新型冠状病毒；

3、该病毒经呼吸道传播；

4、该病毒的致病性与公共卫生风险一定高于高致病性禽流感。



8点，张永振让上海市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朱同玉主任赶快来到他的办公室。他说，结果出来了，这肯定是个大事！要赶紧用最重要的渠道报上去。朱同玉说，你敢肯定吗？如果报错了，意味着什么？



"我敢肯定！"张永振回答。



据《财新网》报道，"上海公卫临床中心当日立即向上海市卫健委和国家卫健委等主管部门报告，并抄送上海市卫健委和上海市申康医院发展中心。一份1月5日的内部报告提到，由于该病毒与造成SARS疫情的冠状病毒同源性高，应该会经呼吸道传播，报告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并在临床救治时采取抗病毒治疗等。



5日下午，张永振团队将病毒基因序列注册到GenBank。



……



1月6日



中国疾控中心内部启动二级应急响应。……





1月7日



张永振回到北京为逝去的妻子选墓地。

晚上，张永振把总结好的有关新冠病毒的论文投到《自然，Nature》上。




1月8日



下午，张永振乘飞机到达武汉。华中农业大学邀请他前去做一个有关传染病与病毒遗传进化的讲座。当天晚上，他和武汉中心医院呼吸科的赵苏主任、武汉市CDC的余滨主任医师、田俊华副主任技师等几位医生一起吃了晚饭，进一步了解武汉疫情的实际情况，讨论了下一步的工作安排；并特别要求田俊华抓紧开展病毒溯源的现场调查与样品采集等。





1月9日



在华中农业大学做完报告后晚上回到上海。深夜，《自然，Nature》杂志的一位编辑发邮件给张永振，建议他可以发论文的预印版及把病毒基因序列释放出去。张永振说：关于发论文的预印版，他回邮件时直接回绝了编辑，并告诉编辑，如这时发，别人会说他抢发论文，还是按《自然，Nature》杂志的正常流程吧；释放公开序列，你让我考虑下。





1月11日



张永振早上8点30分的飞机回北京。6点从上海公共卫生临床中心出发去机场。8点25分，张永振收到新邮件提醒，是他的合作伙伴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发来的。



"香港等其他地方开始出现疑似病例，我建议你把病毒基因序列释放出去，但是否释放，完全由你决定。"



张永振立即打电话给爱德华·霍尔姆斯："你给我一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



不到一分钟，张永振又给爱德华打了电话："爱德华，我授权你代表我把基因序列释放出去。"



据《财新网》报道："张永振研究团队将该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共享到'病毒学组织'的Virologic.org网站和GenBank上，系全球最早公布该病毒序列的团队。"



哈佛大学的教授、Broad研究所的成员、对埃博拉病毒进行测序的团队领导者Sabeti博士对此评价：



"COVID-19大流行是一场全球性的灾难。张永振领导的团队在第一波病例出现后的几天内就公布了第一个SARS-CoV-2基因组，这些数据让全世界的科学家能够尽早地开始开发检测病毒的测试方法；使得全球医疗界稳步压缩了感染和诊断之间的时间，帮助拉平了曲线，并在这个过程中挽救了无数生命。"



……



2月



张永振与国际上其他6位病毒学家应邀在《细胞，Cell》上发表评论文章。



在这篇文章中张永振指出：SARS-CoV-2的出现进一步说明了新病原体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出现的不确定性；我们还不知道新冠病毒来自何处及在第一个地点是如何传给人的；这个病毒具有很强的传播能力；同最初鉴定出的病毒相比，我们还不知道它是否已发生了变异、哪些变异、如何变异的，以及这些变异对流行的影响。 



（省略）





3月



张永振去见曾经的一位领导，他没忍住眼泪。领导问，你是不是最近过得太不容易了？张永振说，我不是为自己流泪，武汉那边那么悲惨，我忍不住。



张永振与爱德华·霍尔姆斯教授应邀在《细胞，Cell》发表评论文章。



他们在这篇论文里指出：



1、可能有人有意或无意将感染性材料带到华南海鲜市场，武汉只是新冠病毒的暴发点，但不是源头；



2、新冠病毒不是来自于武汉实验室；



3、新冠病毒可能已经在人间经过了20多年的传播与进化，到去年（2019）发生了关键突变，成为极具传染性的病毒；



4、长期以来，科学家们注意了云南的蝙蝠，其实很可能在其他地方已有新冠病毒的中间宿主；



5、在武汉华南海鲜市场已经不可能再追踪到中间宿主；



6、将来应扩大研究范围，调查更多的动物，研究冠状病毒家族的组成，以期对冠状病毒有更多认识；



7、就新冠状病毒而言，可能人类只能与之长期共存。



这篇论文刊出后24个小时内的阅读量超过了2.5亿。 



（省略）



4月


（省略）


5月


（省略）





6月



张永振回到北京，把妻子的骨灰带到墓地安葬了。





7月


（省略）


8月


（省略）


9月


（省略）




10月



张永振不得不离开了他从事公共卫生与病毒学研究工作了20多年的中国疾控中心。



然而……





12月



这个月，张永振被《自然，Nature》杂志评为2020年度十大科学人物。



12月15日下午，张永振开通了新浪微博，ID是"张永振2001"，他是从2001年开始研究病毒的，在短时间内粉丝达到15万。



合作伙伴林献丹说，很意外！一向忙碌的张永振教授为何突然有"闲心"玩微博了，而早前的他却是很晚启用QQ和微信的用户，他觉得那很浪费时间。回首过往，他觉得或许是该写回忆录了。人生充满太多的不确定性，试着把人生中重要节点发生的故事写下来，也算是对自己和科学有个交代。而对读者来说，他的微博是活生生的励志片、深奥的研究论文、很"硬"的科普，也是感知一位科学家作为普通人的一面镜子。尤其是对青年科研工作者来说，能从中获得知识、汲取力量，科研的道路充满艰辛，但总有坚毅的脚步指引前进的方向。这对后来人而言也许是一笔精神财富。



（省略）



2021年



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张永振断断续续发了一些微博：



1月9日微博：



"发？还是不发？"



6月17日微博：



"很长时间没有发微博啦，许许多多的事，形形色色的人！！！"



（省略）



2022年


1月5日微博：



两年了.........................



（省略）



2023年


1月5日微博：



3年前的今天早上所做的事（判断与建议）经得住了历史的检验。



1月11日微博：



做正确的事

病毒引起的传染病是不会区分种族与国界的，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只有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公开透明，团结起来，共同努力，世界才能更好地应对威胁人类生命的传染病，打赢与它们的战争，才有可能更好地保护好每一个人与自己。











附：



问：如果要对您的职业生涯做个阶段性小结，您最想说的是什么？



张永振：感谢我还活着！从小时候得过严重的传染病，到上大学立志当科学家，再到从事病毒学研究与传染病防控工作，冥冥之中与科学和公共卫生有不解之缘。既便本科毕业后也曾做了6年机关行政工作，但我还是想做科学研究。科学的道路确实非常曲折与艰辛，没有什么弯道超车，更不能急功近利。与许多人相比，我又不聪明，起点底，也没有留学经历，只有踏踏实实，比别人付出更多，在科学上才有可能留下一点历史的印迹，展现出中国人在病毒学上的科学贡献。



毫无疑问，我是有不少缺点的人，个性强，性子急；说话做事过于较真，对学生要求过于严格，批评人非常严厉，有些人接受不了；有时也经常会无意间冒犯人。这样的个性不大适合做行政，可能相对较适合做科研吧。人一辈子很短暂，一路走来虽然很累，但如果有可能，仍然希望能为科学与公共卫生再做点事，仅此而已！









感谢张永振团队成员接受我们的采访

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