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95】这帮猴看到别的猴被揍得又多又惨，应激了

综观义和团运动，基本是官怂则兴，官压即灭。义和团起自山东，可是山东官府一弹压，后来也没听慈禧那一套，庚子时那里就没什么动静。山西本无义和团，但巡抚毓贤一鼓动，庚子时那里的“忽然团民”杀人就最多。老佛爷有赏，京城突现团民“其众不下十数万”（故宫明清档案部编：《义和团档案史料》，中华书局1959年，上册187页），洋鬼子临近，如此团民又“尽都拔旗拆棚，掩门潜逃”。（仲芳氏：《庚子记事》，中华书局1978年，30页）

庚子年国难波及地区，无武装的教堂基本都遭毁灭，有武装的虽有被攻破者，更多的还是如西什库那样得到保全，团民常常绕着走。真正凶残不法的武装教民（确实有）大多安然避过庚子，而大量手无寸铁的无辜教民，甚至根本不是教民而被仇家、贪家捏指为教民者却大量死于非命！整个庚子国难中，少量洋兵基本死于官军而非死于“神团”，死于义和团者几乎都是中国人，而义和团的死难者，尤其是“老师”、“师兄”们，死于中国官军官府镇压者也远远多于死于侵略者枪下。

那时不仅大师兄们难得“愚昧”，慈禧老佛爷也是“理性”得不得了。过去都说她下诏向所有列强同时宣战是发疯了；后来有史家考证发现：其实那宣战诏书根本就没有递送给列强（不是不懂规矩，时至庚子，宣战这一套洋程序清廷很清楚）。慈禧只是在朝廷上“内部传达”了一把，意思是我既然“反帝”了，你若违我之意，那就是“帝国主义走狗”，杀你没商量！这种所谓“对内的民族主义”，没有高度的“理性”，岂能想得出来！

同样“理性”的老佛爷与“大师兄”们的关系也很微妙。尽管总的来说团民比教民要“传统”，从“阶级观点”看也是教民更具“贫下中农”色彩，间或有“发洋财”的痞子，但官绅则是不会有的。而团民主体固然也是“贫下中农”和痞子，却有官绅的参与，高潮时更是“上自王公卿相，下至娼优隶卒，几无人不团”。但是整体上义和团始终没有真正官方化，基本还是“民间组织资源”。而我们的帝制本质上是容不得这种东西的。当朝廷“主剿”时，有人说义和团源出白莲教，后来有人辩称不是。义和团自己更是拼命洗刷，“奉旨造**”期间甚至经常检举、捕捉疑似白莲教的百姓送官杀戮，以表心迹。但其实是否源出白莲教并不重要。

真是白莲教又怎样？曾有人认为历史上白莲教多为造**者所奉，必有异端教义。后来有学者把《庐山莲宗宝鉴》等白莲教经典看了个遍，说是正统得很，没找出什么“反骨”来。其实中国朝廷镇压白莲教与西方中世纪基督教政权镇压异端完全不同。在中国“民间组织资源”之招忌，并不在于你信什么，而在于这种“自组织”机制本身就是“秦制”所不容的。所以无论大师兄们如何输诚，朝廷骨子里还是把他们与白莲教、天地会视同一类。

庚子春以前和秋以后，朝廷都在剿“拳匪”。即便在庚子夏季老佛爷让他们火中取栗、奉旨造**，封他们为“义民”的那段“蜜月”里，官军与“神团”仍是互杀不断，甚至你在前面抗洋兵，我在后边捅你一刀这样的缺德事，官军与“神团”双方也都干过。因此即便在那段时间，双方也很少“并肩战斗”。双方的合作基本上是一种心照不宣的“分工”：义和团主要是屠杀教民（乃至疑似教民），间或也抗过洋兵，而官军主要抗洋兵，间或也参与杀教民。

——走出帝制

　　 我计划还是要做苏联史，因为我对中国史也不熟，原来也不是做这个的。我就找了叶书宗老师，还有郑异凡、杨存堂、徐天新等原来我读书时的几位老师，特别找了齐世荣先生，还有朱庭光所长，一块儿聊。后来得到消息说苏联档案开放了。那个时候出国还是很困难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机会。我说这事得赶快抓紧，现在做苏联史，如果有了档案跟过去完全就是两个层次了。过去没有用过档案，我那会儿读书的时候能用外文的书就很不错了，图书馆借点外文书、外文杂志。我看俄文杂志，1960年到1962年的时候，他们开始用档案了，那时候赫鲁晓夫正好要开放解禁。后来又不行了，1964年以后又没了，再写东西又是官话套话。所以我说这是个机会。

　　 但我也在想怎么弄呢，先开个会，我们几个人商量，就在深圳开的。当时全国搞苏联史的四五十位学者都去了，很多人的飞机票都是我买的，那会儿学者没什么经费，我问他们，他们说一年出去开会什么的，才几百块的经费。会上我就提出来说现在苏联档案都解密了，咱们去弄吧。当时大家都很兴奋，但怎么弄，怎么去搞，不知道，就商量，最后朱庭光出了个主意，说你还是得跟官方合作。因为我连个身份都没有，办护照都没法办，那会儿私人办很难。然后我就去找那时的中国社科院党组书记王忍之。王忍之是史学出身的，他应该理解这个事的意义，后来我就约了王忍之，到他办公室谈的，一谈就谈成了，他也非常支持。他说关键是社科院没钱，我说钱不用你的，我出，但手续请你们办，得跟那边联系，就是我们去找谁。当时我们都没去过俄国。他说这个好办，我们跟他们科学院有合作，跟那边历史所、世界史所都有合作。我说我的俄文也不行，你还得给我派几个人，费用我来出，连吃带住，包飞机票。当时有世界史所的闻一和近代史所的薛衔天两位，再加上李丹慧，我们四个人就去了，他们也都没去过俄国。

1995年，我们第一次去俄罗斯。一下飞机，我挺高兴说吃饭去，要了几个菜，和他们俄国接待的一个人一块儿。一顿饭花了几百万卢布（合400多美金），我说怎么这么贵，这样下去马上坐吃山空。后来基本上都是自己做饭，就不到外面吃了，有一次我们去列宁养病的哥尔克村，开车去的，租了个车，路上吃了顿饭，要了一个沙拉，15美金，我一看还挺便宜结果是两片黄瓜，切薄薄两片，15美金。苏联解体以后那一段特别乱，我们到了那儿才知道俄国档案开放已经开始收缩了，出了问题。当时澳大利亚的学者找到了越战的一些档案。原来越南不承认它有扣押战俘，实际上有，他有一个名册，哪哪哪关着多少，是越南人民军给苏共中央的一个报告，结果这个被翻出来一公布，美国马上去找了。所以越南就跟俄国反映，说你们当年是领导，我们给你们报的，现在你们弄得我们很被动。

　　 还有一个事，1986年有一架韩国的民用航空飞机被苏联打下来了，苏联不承认，结果档案给披露出来了，弄得俄国也很被动。出了那么几档子事，结果档案管理就严了。尽管严了，它整个还是比较混乱。说不给你就不给你，说给你就给你，得看你的关系做没做到家。我们就拉着他们喝酒，后来关系还是弄得不错，都可以看。但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整个工作制度简直无法令人忍受。官僚主义到什么程度：第一天我们去档案馆，这还是事先约好了，9点到那儿，办手续折腾了一个钟头。好不容易进去了，没看多少到中午了，说中午吃饭关门，全给轰出去了。我们就在门口坐了大概有两个多钟头，到下午2点才进去。进去到4点，喝茶，不办公，你可以不走，但是他们不在那儿，我说你们干嘛去？下午茶。官僚得要命，效率极低。

　　 后来我说这样不行，咱们住着旅馆，吃饭又这么贵，这么折腾不行，马上改变方针。咱们只弄目录，先编目，挑咱们有用的、想要的，把目录做好以后，让俄国学者帮咱们弄。我们托人给点劳务费、复印费，而且他们印还便宜，对外国人随便收钱。比如说我们去苏共中央档案馆，一页要收一、两美金，我到现在弄了有几十万上百万页了，那就得几百万美金。我说这样不行，我们从远东所、世界史所找了几个学者，请他们吃饭。我们带了好多酒，二锅头、茅台，俄国人也爱喝。然后跟他们谈这个事，他们都愿意，当场发劳务费，每人先发三百美金。俄国人说给你办事，还真给你办，然后我们就走了，说你们弄好了再寄给我们，或下次我们再来取，或者来中国的时候给我们带过来。因为那会儿已经开始学术交流了。

　　 过了不到一年又去了一趟。但是第二年发现更紧了，在那儿已经不是很容易办了。当时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美国人来得早，他们1992年就去了，大概1993年弄了大量的档案。俄国不行，还得去美国。

　　 

去美国寻找档案

　　 回来我就找王忍之先生，把这个情况一讲，他说可以，我说你还得给我找个懂英文的。社科院科研局当时有一个处长杨建国，英文、俄文都不错，我说就你跟着我吧。因为去美国不像俄国，美国的特点是什么？活都是你自己干，没人给你干，说实话也请不了，但是复印材料没人管，只要给你看的，随便印。

　　 我们去了威尔逊中心、档案馆和几个大学，一个是国家安全档案馆，是民间的，不是国家的，还有哈佛大学的图书馆、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中心。跑了几个地方，就是累，因为得自己印，把李丹慧、我、杨建国累得啊。杨建国说，老沈啊，我当处长这么多年，出国无数，没一次这么累的。我们天天在那儿印，一天站那儿八个小时，哗哗地印，威尔逊中心的复印机我就给它印坏了四台。威尔逊中心有个什么好处呢，就是复印不要钱。现在我跟威尔逊中心关系特别好，年年去，跟他们特别熟，几届主任我都认识。国家安全档案馆倒是要钱，但也不多，后来跟他们熟了，也不要钱了，但就是费工夫，你得自己一页一页看，一页一页印，所以在美国花的时间比较长，好几个月。美国我去了三次，因为在美国比较好得到资料。

——沈志华

“不是死了吗？”

“但尸体仍有余热”

《耳语者》

十五岁的苏联少先队员帕夫利克，向政府举报了自己的父亲特罗菲姆•莫罗佐夫，出售假证件给那些特殊定居地的“富农”流放者。1931年11月，对特罗菲姆的审判在学校进行，据报道，帕夫利克当众谴责父亲的罪行，并告诉法官：“他曾经是我的父亲，但我已不再认他为父亲。我这样做，不是作为谁的儿子，而是作为一名少先队员。”特罗菲姆被送去了劳改营，后来遭到枪决。

由于帕夫利克在上次的举报上受到了表扬，后来变得愈加大胆，开始接连举报周围村民隐藏谷物或者反对集体农庄，引起了公愤。1932年9月3日，帕夫利克被发现死于他们村庄附近的森林，据说是被他们亲戚刺死的。最终，莫罗佐夫整个家族受到了审判，除了伯父逃过此劫，他的祖父和祖母，堂弟和教父，全都被枪决。帕夫利克死后，成为了一代人的英雄，高尔基呼吁为这位年轻的烈士建造纪念碑，号召全体小学生学习这种完美的少先队员精神。

必须一提的是，1935 年苏联当局重新提倡家长权威的时候，官方也重新诠释对帕夫利克的崇拜：对他的揭发行为低调以对，转而强调他工作努力，在校守规矩等新的美德。

对他的崇拜在道德准则和情感上，深刻影响了整整一代的孩子。他们从帕夫利克的身上学到，与亲人之爱及其他个人关系相比，对国家的忠诚则是更为高尚的美德。举报朋友和亲戚不是可耻的，反而是爱国热忱的表现——这种想法借助于这场个人崇拜，植入了千百人的脑子，成了每个人苏维埃公民的切实期待。

由于统治秩序的需要，在整个斯大林时期，公共公寓成为了一种生存的必需，好几户人家共用一套公寓。20世纪30年代中期，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人口中，四分之三住在公共公寓。这种方式的生活，在整个斯大林时期，都是大多数城市居民的常态。

随着政治风向的转变，共用公寓的功能也在20世纪30年代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20世纪20年代，它的目的是解决住房危机，打击私人生活。现在，它变成了一项重要措施，可让国家的监控进入家庭的私人空间。1928年之后，苏维埃愈益加强其政策，故意让党的积极分子和忠诚的工人，搬进资产阶级家庭，以便监视。

费吉斯采访的一位幸存者居民回忆在共用公寓的生活：“这种感觉不同于我所经历的镇压、逮捕、监禁、流放，但在某一方面，却更为糟糕。流放中的人仍能保留自我的意识，我在共用公寓里所感受到的，却是内心自由和个性的全然窒息。我每次走进厨房，受到聚在那里的一小群人的审视，就会感到这种窒息，就要启动自我控制。成为真正的自己，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试图总结背后的原因。我是这么说的，假设山上有个爹，往山下城镇里扔火球，一砸砸一片。一开始这个爹会听谁说他坏话，说他坏话就扔火球，那镇民就会很紧张，因为谁都不想死嘛，所以如果有人说爹坏话，其他人就会瞪他。后来爹会听谁对他不恭敬，不恭敬就扔火球，镇民就会要求大家都恭敬，没人喜欢火球啊。再后来爹放飞自己，随机扔，不开心就扔。镇民不知道爹已经飞了，为了不被砸，就试图寻找规律，但从随机中找规律，必然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然后就建立了几万条规矩，谁只要有一点出格就先打一顿，因为大家真的不想被火球砸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