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132】这是我们的时代，未来，会成为我们的历史

chuntian @ 2019年11月12日浮世汇

找《One Child Nation》的资源找了一个多月未果，死心之际被意外送了温暖。所以即使没有字幕也愿意硬着头皮看，然而，听得懂英文听不懂方言的状况始料不及，试了三次终于彻底放弃，转去找字幕版。

全程被吓哭三次，全讲出来剧透面积太大。所以只想说说最被触动的那次。

导演的弟弟在成年之后面对姐姐的镜头时，说起当年自己出生前虽然承载着全家的希望，但现在想来都是后怕。因为整个家族意志统一：如果这次还是女孩，就装进竹篮送走，只有男孩才配被留下。

所以在谈起，因为家庭经济状况不允许，妈妈断然停了姐姐的学，只供他一人继续上学时，这个20几岁的大男孩一脸的愧疚和不好意思，觉得自己对不起姐姐。而他也有他的不解，为什么妈妈作为一个女性，打压起自己的亲生女儿来比家族里的那些男性长辈还要酷烈。

打动我的，正是这个男孩子作为既得利益者的反思和不忍，这让他看起来更像一个真实的人，虽然这样的品性在当下这个时代里越来越不流行了。

这也让我想起推荐这部影片的那几个女孩，她们的播客节目叫《小声喧哗》（Loud Murmurs），在那期节目里，她们反思作为城市家庭里惟一的孩子，因为那项国策的施行，她们得以使用家庭资源上了大学，甚至还前往美国留学。而这意味着，在这片土地上其他看不见的地方，更多的女孩直接被剥夺了出生的权利，或者一出生就得死。这让她们觉得自己的幸运成长几乎在出生那一刻就背上了原罪。

这几个90后女孩的宽阔眼界和思考深度打破了我对20几岁女孩的刻板印象，从此明白，如果认为这个年纪的女孩只爱美食和美妆，那一定是我的见识有问题。

我对未来燃起的希望没烧几天，得知她们的播客被两个大平台下架了。她们自己倒不沮丧，马不停蹄不但继续录着新节目，还开发了其他平台，特别不虚此青春。最新一期节目聊了《Rick and Morty》。

以上提到的这些年轻人，教我学会，反思不是为了反动，而是正视自己的来路。因为，这是我们的时代，未来，会成为我们的历史，我们应当参与其中。

【2】@咱说

继续谈“一部电影的作者是谁”

一部美国电影（以及欧洲电影）在片头出片名之前或者片尾出演员表之前，常常会亮出“A film by XXX”或者“A XXX film”字样，表明本片导演是这部电影的作者。英语里把这种署名方式称为Vanity Credit（虚荣的归功），究其源头，很大程度上来自法国新浪潮那帮电影人推崇的作者论（auteur theory），把导演认定为一部电影的作者，认为一部电影反映了一个导演的意志、风格和价值观。这一理论正好与当时好莱坞大影业公司衰落而“导演中心制”崭露头角相契合，合力形成了如今的局面。

事实上，一直以来都有电影人反对这种署名方式。最不服气的就是电影编剧了。美国编剧公会曾多次与美国导演公会扯皮，最早是在1966年，双方达成共识——一个导演必须同时也是该片的编剧，才能做Vanity Credit，但很快就因为遭到导演们的罢工抵制而作废。此后编剧公会又多次跟导演公会扯皮，都以失败告终，唯一的成果是导演公会在2004年推出了一个关于署名的指导意见，表示并不强制要求电影做Vanity Credit。

不过绝大多数导演还是习惯把电影的创作据为己有。统计最近20年的奥斯卡最佳导演作品，20部里只有5部没有Vanity Credit，分别是Sam Mendes（美国丽人）、Steven Soderbergh（毒品网络）、Peter Jackson（指环王3）、Clint Eastwood（百万美元宝贝）和Joel Coen & Ethan Coen（老无所依）。有意思的是，这5位里除了执导处女作的Sam Mendes，其他4位（对）都在自己导演的作品里身兼多职：索德伯格还是摄影指导；杰克逊还是制片人、编剧；东木还是主演、制片人和作曲师；科恩兄弟还是制片人、编剧和剪辑师。

他们明明可以比大多数单纯做导演的人更够格把一部作品当成自己的作品，但是他们谦逊地没有这样做，索德伯格和科恩兄弟甚至采用化名来署自己的其他身份（索德伯格的摄影师化名是Peter Andrews，剪辑师化名是Mary Ann Bernard，编剧化名是Sam Lowry；科恩兄弟的剪辑师化名是Roderick Jaynes）。此外，不搞Vanity Credit的著名导演还有Woody Allen、Wes Anderson等，即便他们的作品有着极其鲜明的个人风格；已故大导Sidney Lumet不仅反对Vanity Credit，他更是在合同里明确禁止片方在宣传时使用Vanity Credit（比如出现在海报或者预告片里）。他们都明白而且认同一点：一部电影是通力合作的产物，没人可以专美。

作为观众，我们真的太容易把一部电影的成败功过与导演一人划上等号，由于不了解或者不在意一部电影背后的分工协作，观众常常会默认一部电影里的妙笔都是出自导演的天才。就连我自己，曾经都因为《断背山》里随情节恰到好处出现的背景时代金曲而感叹李安作为一个外国人怎能对美国六七十年代的流行乐有如此准确的品味，而事实恐怕是这些选曲跟他一点儿关系都没有，前几天读剧本时发现，Jack听闻Ennis离婚而驱车赶去见他的路上，广播里放的那首展示Jack心情的King of the Road，这神来之笔是剧本里就写好的。至于其他选曲，多半属于音乐总监（music supervisor）的功劳。

其实电影导演的角色跟交响乐指挥的角色比较相似（本来英语都称为director）。观众绝不会把一场交响乐演出的成功只归功于指挥一人，谁都知道更伟大的是交响乐的天才作曲家，而在场的每一个演奏者也都不可或缺。只是换成了电影，除去肉眼可见的演员，一切幕后工作者都难以被观众感知到其存在，于是把功劳全往导演一人身上搁。更由于作者论的“毒害”，不可避免地导致了诸如很多观众对李安导演作品的穿凿附会，以至于李安为了实践技术被动选择拍了个如此套路化的商业类型片，观众却还要从中去挖掘“父子”主题和哲学意涵，甚至不惜感动得泪流满面。这让我想起了画家里的天才多面手毕加索，他一生画风多变，不同时期的创作风格可以完全不挨着，而对于那些只知道毕加索是立体派的观众，却会误把毕加索大量非立体主义时期的作品按着立体派去欣赏，驴唇不对马嘴了。

其实，奥斯卡对其奖项的排序就可以作为一部电影功过归属的划分：导编摄剪四项是核心；艺术指导、服装设计、妆化、音乐（既包括原创score & song，也包括奥斯卡忽视的前述music supervisor的选曲）是艺术层面；视效和音效是技术层面；另外表演是单独的一块（既包括主配角演员也包括奥斯卡一直忽视的选角指导casting director的重要作用）。依我的标准，一个导演应该至少兼任了“编剧、摄影、剪辑”中的一项或者除导演之外的其他主要职务两项，才可以把这部电影视为他的作品。最典型的例子非Alfonso Cuarón的《罗马》莫属了，他身兼导演、编剧、摄影和剪辑四职！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忘了置景、美术、音效、视效这些工种对该片的巨大贡献，缺了后者，前者再好也好不到哪里去。与之相反，《霸王别姬》的极其优秀与仅担任导演一职的陈凯歌有天大的关系吗？并没有。

【3】@衣锦夜行的燕公子

英国人真的蛮有意思，我国历史小说：九王夺嫡，大家上进心都很强，想当皇帝！

但我看英国历史书籍，乔治三世颁布了《王室婚姻法》只有被他允许的婚姻才是合法婚姻，生出来的小孩才是合法皇孙，否则统统无效。结果，他的儿子们一听，都不怎么想结婚。

只有长子生了一个女儿叫夏洛特。谁知道夏洛特公主，分娩的时候死了。孙子辈虽然有14个人，但没有一个是婚生子，都是情妇们随便生的。

夏洛特的两个叔叔为了履行对国家的义务，必须生出继承人，不得不同时和两个德国公主结婚，书里写：从此再也不能舒舒服服和情妇们度过中年。

【4】深焦DeepFocus

#深焦北美影讯# 网飞高管表示，流媒体平台给予电影制作方的报酬比传统制片厂更公平

网飞在最近的纽约会议上表现得异常透明。该公司电影总监Scott Stuber和电影导演郎·霍华德（Ron Howard，《美丽心灵》）在会上详细谈到了公司与电影制作者之间的关系，并表示网飞对紧紧抓住流媒体观众人数非常重视。

参与此次会议的导演朗·霍华德目前正在制作新片《乡下人的悲歌》（Hillbilly Elegy）,和马丁·斯科塞斯（Martin Scorsese）、史蒂文·索德伯格（Steven Soderbergh）、阿方索·卡隆（Alfonso Cuarón）、诺亚·鲍姆巴赫（Noah Baumbach）等导演一样，加入了与流媒体平台合作拍摄电影的行列。

据媒体Deadline报道，Stuber谈到了电影制作者在网飞获得报酬的问题：“我相信公平和正义的行为..……我非常喜欢这家公司的一点是，我们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我们的交易方式（和传统工作室）有所不同。我们有个模型，拍完电影，我们的报酬会更胜一筹。”Stuber之前曾任环球影业的高管，他就是在那里认识的霍华德。

根据报道，网飞将电影制作者的过往作品也纳入了考量范围，从而得出一个合理的预算。（例如，马丁·斯科塞斯在《爱尔兰人》（The Irishman）中就获得了全权委托，预算高达1.4亿美元。）“我们大家，包括他们的律师，都觉得这部电影有很大可能获得成功。所以如果我们花6000万美元拍了一部电影，结果赚了2个亿，我们会给制作者保护，按照这笔交易该有的水平支付报酬。我们不想被大家看作一个会占人便宜的地方。”Stuber说。

他还补充说，“我们想要去帮助你。整个行业都是人才，你要让他们感觉良好——工作上有精神支持，经济上获得应有的尊重。” 他还告诉霍华德，公司会在周一时与制作方坐下来，一起讨论、检视上周五电影的开画表现（北美电影大多于周五开画），并在之后的每周和每月做进一步检视，以长远观察。

而关于那些难以捉摸的观众人数，Stuber说，在网飞的经历是积极的。“我那些管理其他制片厂的朋友老是说，‘你还不幸运吗？你不用再追踪观影人数，不需要在开画首周末处理这些东西。’ 我说：‘但是，我们也要做这些。只是转为内部处理。’ 我能看到所有数据，也有同样的焦虑和担忧，也会在周五晚上发短信给我的同事，问‘我们表现得怎么样？’”

Stuber在会上坚称网飞并没有如外界想象的那样，密切的监视着观众。“我们不知道谁在用帐户，不知道某个住在利物浦的70岁老太太是正在看《河谷镇》还是青少年喜剧。我不知道她是谁，所以我无法对她个人做选择性营销。”

（编译：@禁带跃迁）

【5】方可成

【中国一流大学的学生，民族主义倾向有多强？】

民族主义是近来大家很关注的话题。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证调查数据并不多，这也使得我们往往只能看到表面的喧嚣和散落的个案，对于真实的民意缺乏系统性的了解。
最近刊发在学术期刊《Asian Survey》上的一篇论文，提供了一组难得的数据。作者于2017年12月-2018年1月间，在浙江大学的学生中间做了一批问卷调查——样本的选取方法是按照宿舍编号，每30个宿舍选中一个，请该宿舍的一名学生回答，最终回收有效问卷311份。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样本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作者让学生自己从“自由主义”、“左派”、“民族主义”这三个标签里面选择一个来描述自己的倾向，结果有多达55.12%的人选择了“自由主义”，只有4.29%的人选择了“民族主义”，选择左派的更是只有1.32%，其余还有超过三成的人表示对这些标签都不感兴趣。比起2012年的一项调查结果，认同自由主义的人更多了，认同民族主义的人更少了。
当然，大家对于这些标签的理解可能不同。所以作者又进一步问大家一些更具体的态度，比如是否认同“中国的政治体制有其优势，我们不应该采用所谓的民主制度”、“中国比美国更有创造力”等等这样的表述。通过这种方式，作者测量出：大概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展现出了比较强的民族主义倾向。
哪种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更强？作者通过进一步的分析发现：民族主义情绪和性别、家庭背景都没有什么关系，和是否党员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和专业有显著的相关性：理工科学生明显比文科学生拥有更强的民族主义倾向。而在文科学生中，社科专业学生的民族主义倾向又比人文专业的学生更弱。
在媒体使用方面，民族主义倾向和微博的使用频率没什么关系。但是，常看《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的学生，民族主义情绪明显更强；而常看《南方周末》的学生，民族主义情绪明显更弱。
值得一提的是：这篇文章的作者Zikui Wei是浙江大学社会学系的本科生！本科就发了SSCI论文！ [跪了]

【6】方可成

【“洗脑”这个词最早的意思竟然是……】
在跟人辩（chao）论（jia）的时候，很多人习惯使用的一个词是“洗脑”。经常是两边的人互相指责对方被洗脑，以此强调对方的荒缪、佐证自己的正确。而且，这个词的使用是全球性的，好多种语言里面都有“洗脑”这个词。
最近读到一篇文章，考据了“洗脑”这个词的起源和流变，很有意思。作者发现：“洗脑”这个说法是中国人的发明，只不过，这个词最早的意思和现在的意思完全不一样。
根据作者的考证，和“洗脑”近似的说法出现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战争的失败使得一批仁人志士开始思考如何推进现代化，其中的一条路径就是研究改造人脑。比如，谭嗣同在《仁学》里面提出了“脑气”的概念，他认为中国人不够团结就是因为脑气移动的方向不一致，所以人们应该改造自己的脑气才行。谭嗣同的同乡唐才常也认为：应该创造“新脑”。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提出：变法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悠久而有害的历史传统深深地进入了人们的脑子里，所以要在民众中“赤手铸新脑”，民族才有希望。
同一时期的另一位重要知识分子严复在翻译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时加入了一句注释：要想学习社会学，就需要先“洗脑涤心”。
可以看到，“洗脑”这个说法被创造出来的时候，指的是洗掉传统糟粕，迎接现代化的新思想。“洗脑”被认为是一件应该去做的好事情。
那么，这个词怎么变成了今天的贬义呢？
原来，那是因为在冷战期间，一个美国人写了一本名叫“红色中国的洗脑术”的书，声称中国政府有一种神秘的技术，可以把人变成绝对服从的、僵尸一般的大军。后来，这本书当然是被质疑和取笑，但“洗脑”这个生动的比喻留存了下来，并从此成为了精神控制的代名词。
在辩论中用“洗脑”这样的词其实是很不好的习惯。正如作者所言，“洗脑”隐含的意思就是：被洗脑的人是无法进行理性对话的，所以沟通是无意义的，他们只能由光荣正确的另一方来拯救。这是对人的能动性的彻底否定，它和“洗脑”最初带有的反思旧思想、拥抱现代化的含义，已经是南辕北辙了。
我建议大家尽量避免在公共讨论中使用“洗脑”这样的词。即便你再不认同对方的观点、再怎样觉得对方的意见荒谬，也最好先尊重对方作为一个人的主体性。只有承认对方也是一个可以思考的人，讨论才可能有成效。

【7】蒋方舟

最近总是想到去年参加的朗诵会上刘恒老师的话。

他朗诵了20年前自己的文章，那时他对英雄主义幻灭，认为牺牲无意义，宏大的东西不可信，过好自己的生活就足矣。
读完之后他说：“我读了一个著名神话心理学家的传记，他发现所有的传说的来源，所有原始部落神话传颂的主人公都是同一个人——当部落狩猎的时候，冲在最前面的那个人。
当狩猎结束，大家围着篝火烤肉，听老者讲故事，老者就会说起的那个人，为了大家的食物，而与野兽搏斗，最后牺牲的那个人。
老者的故事一代代传颂，于是我们就有了英雄。
我意识到我四十五岁时候对英雄主义的否定是很片面的。
人类总会遇到灾害、饥荒、暴力、死亡、欺骗，总会有人挺身而出，牺牲在前，他就是人类的免疫系统。
我们做不了英雄，也可以成为英雄故事的传唱着，那个篝火边讲故事的人。”

我想我也经历过崇拜英雄、嘲笑英雄、愿意再次相信英雄的过程，对个体来说，我们内心仅剩的一点点英雄主义也是我们的免疫系统，让我们在深夜被人生缺乏意义感的虚无吞没的时候，有了一点点能慰藉自己的东西。

【8】11月10日，闯入法国巴黎反伊斯兰恐惧症游行队伍的女权主义组织FEMEN成员，她的牌子写着「Le blasphème est un droit républicain」-「渎神是共和国的权利」，她的身体写着「Ne bradons pas la laïcité」-「不要放弃世俗主义（即坚持政教分离）」。

【9】@牛奶Monica

有位姐妹告诉我，之前她曾看到一段话，讲的是一个楼道里，贴着“太阳能维修”的广告，下面有人用笔接了一句“月亮可更换”。

姐妹觉得这句话好可爱，便分享给她身边的男孩。没想到男孩看到后，很快回复她：

“星星不闪包退换”。

陈老师前不久和暗恋的男孩一同出差，因为时间调整，导致回京的时候俩人都只能睡一晚上的硬铺。

为了安全起见，男孩让陈老师睡上铺，自己睡在中铺。

夜晚的火车比想象中吵很多，大个子的陈老师窝在逼仄的小床上，辗转难眠。

无聊之下，便把耳机垂下去，原本只是随意的举动，没想到，另一头的耳机很快被下铺的男孩牵在手里。

感觉到的陈老师，往上拽了拽耳机，下铺便很快回应似得向下拽拽。

于是，两个成年人像是发现了新大陆似得，乐此不彼的玩起了这个“你拽拽我也拽拽”的低能游戏，直到陈老师睡着。

第2天，男孩告诉陈老师：

“我想你是怕黑，所以一直等到耳机线没动静了，我才放心睡觉。”

陈老师并不怕黑，她是一个玩密室逃脱追着工作人员乱跑的奇异女子，所以陈老师非常坦诚的暴露自己：

“也不是，我就是无聊。”

“哦，不过这个游戏也蛮有意思的，以后无聊了你还可以找我玩。”

前几天出门看电影，在朝阳剧院门口，撞见了一个老年旅行团。

其中，一个阿姨站在剧院前的台阶上，和她的姐妹一起，与剧院同框合影。阿姨们很可爱，学着网上的合影姿势，左移右摆的调整着动作。拍了足有十分钟后，阿姨朝台阶下招呼。

台阶下站着位大爷，身板挺直，器宇轩昂。在一众背包带着小黄帽的同伴中，气场格外与之不同。被阿姨招呼过去后，先是像站军姿似得杵在阿姨身旁。阿姨和他嘀咕了一小会儿后，大爷又僵硬的抬起自己的左胳膊，与阿姨一同在镜头前，摆出了一个心。

摁下快门的时候，大爷笑的既别扭又开心。

嗯

我时常羡慕身边这些可爱有人分享、无聊有人回应、幼稚有人陪伴的瞬间

她们是孤独星球上

令人惊喜的回声

【10】@抽风手戴老湿

昨天听音乐节负责安保的队长大哥讲了讲故事。他说音乐节上的保安，一般都隶属于正规安保公司。这些安保人员是经过正规招聘进入公司，大家也都听歌，喜好不一样，民谣摇滚金属都有，年轻一点的也爱听大流行和电音，还有冲着现场来的，但是太先锋的一般不录用。这种理想主义类型，万一乐队演了个啥，可能没等观众冲击，保安先动手了。不喜欢招短期大学生，专业性不强目的性特强，喜欢勾搭女观众，带人逃票，一般也就当当志愿者得了。大场安保挺辛苦的，艹栏杆好多时候是硬性规定必须阻止，晃悠晃悠可以，但是不能往出事儿了整，安保人员的颈椎病治没治好不知道，但确实有人被晃吐过。

音乐节安保还算好了，小酒吧live才叫事儿多。名气一般的乐队来问题不大，但凡红的，又是小场地，那就得提心吊胆。后台矛盾，观众强闯，主办方与观众冲突，主办方与乐队冲突，乐队内部冲突，好像都在这种封闭式的小场合里发酵。这大哥之前当过兵，退伍以后在酒吧作安保负责人，最大的作用是劝架，如何在狭窄的环境里迅速赶到冲突方面前把人拉开是他们的必备技能，最常说的几句话是：站着别过来，听歌别动手，已经报警了。最离谱的一次是，演出之前DJ和人打架，他到的时候DJ已经伤了，后来是他顶替上的台，手瞎他妈搓，其实放的U盘。因为时间来不及，还是穿的西装，因为紧张所以带了墨镜面无表情，下台竟然有人要他签名，说贼酷，像音乐杀手。

安保会不会打人，这是一个敏感话题。确实也有人动手，这是事实，那种场合火气都比较大，人挤人人挨人，安保心里如果一旦虚了就会出问题，他害怕自己不强硬就镇不住。但是随着管理越来越严格，安保自己也要倒霉，动手了很有可能会丢饭碗。大哥自己也动过一次手，不过是见义勇为，曾帮丢失了手机的姑娘追过小偷，后来姑娘成了他太太，孩子都五岁了。

最艰苦的一次是在海边做音乐节安保，遇上狂风暴雨，小舞台彻底歇菜，桌椅板凳都顺水漂，舞台灯光坏了，主办方让俩安保开了四辆大吉普，打远光灯照明。后台帐篷给吹飞了，又把之前装搭建器材的小货车开了过来，做后台。因为风太大了，支撑柱眼看不行，安保人员全都顶上，抱着柱子，吹啊吹啊我的骄傲放纵，吹啊吹不毁我纯净家园，只要人在舞台就在！可把看演出的一群年轻人感动坏了，一边躁一边对保安行金属礼，嘴里喊着摇滚不死哥哥牛逼。那一场天地人之间达成了空前绝后的大和谐。

来源：新浪微博喷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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