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414】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是一个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白人

dasheng @ 2021年10月06日浮世汇

我有一个大学同学，是一个澳大利亚土生土长的白人。他比我年纪大，而且大很多。

我在大一开学的第一天就见过他，当时我还纳闷：怎么还有人大学开学把自己爸爸也带来了？后来总是在教学楼里看到他，才意识到，他不是同学的爸爸，而是同学本人。

他叫Philip，说着一口流利但没有声调的中文，给我们说叫他小飞就好。小飞在上大学成为我的同学之前，拿着他曾经的室内设计的大专文凭在成都去工作过。彼时的他，抽着空去川大学了中文。他是08年金融海啸来时去的中国，他说当时就觉得中国经济还会腾飞，而澳洲是一副死气沉沉的样子，正好成都有个机会，就只身一人去了中国。少不入川，甚至四川生活的安逸闲适不宜任何要奋斗拼搏的人，自然这样的生活，成了这个心态开放活络的白人心中的人间天堂的模样。他爱吃冷吃兔，也知道成都所有好玩的地方，还学会了四川话。有一说一，他的四川话比普通话讲得地道多了。

他在成都不光成为公司好念经的“外来和尚”，更是靠着一脸沉稳而帅气的脸庞，赢得了家长信赖，在成都当上了外教，挣了不少钱。尽管他是公司的“洋招牌”，谈及学历时，却多少有些尴尬。于是他2013年决定返回澳大利亚，重回校园，开始他第一个本科学位，也就成了我们的同学。

小飞是电影的帅气白人大叔的模样，除了看起来比我们长得更成熟之外，他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没什么不同。跟女同学保持着绅士，跟我这样走得近一些的男生，也会天南海北地聊一聊。他很了解中国，比如知道郭美美案的来龙去脉，感叹“那是个biao子！”。他也很喜欢中国，他感叹当年澳大利亚兔子泛滥，政府号召大家捕猎结果都不爱吃不积极，“主要是不会做，要做成冷吃兔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他笑着说，“冷吃兔”还是用的四川话发音。

在上课之外的生活里，起初我是不太敢跟小飞接触的，毕竟此时我不知道他确切的年龄，也不知道他放学后的生活会是什么模样？他有老婆孩子吗？他住哪？他全日制上学不挣钱吗？以及，他究竟几岁？这些谜团一直萦绕我心中，我想这是他的隐私，也难以启齿去“八卦”。而小飞在我们面前，也似乎抹掉了另一面的自己一样，他就是跟我们同龄，面对着相似的人生，有着今天中午下课不知吃点啥的简单烦恼。

直到某个午餐，大家聊起了生肖，小飞说他属鸡。我惊叹：“那你跟我一个生肖！”话音一落，当时的气氛就有些尴尬，似乎在同学们共同的默契里，小飞的年龄是个禁忌。然而话已经开头，我也只好去圆：“那你应该比我大12岁吧！”虽然我心里又些打鼓，但我也只能这么说。小飞笑了摇摇头。我惊讶：“你总不能比我大两轮吧！”小飞笑了点了点头，然后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啦，维克多这个不重要。”那一年，我24，也就是说，小飞48。我既发自内心也试图力挽尴尬的狂澜地说：“哎呀，你是真的看不出！”

年龄的秘密揭晓后，小飞似乎和我没有了那层看不见却摸得着的纸糊的隔阂。时不时地我也会八卦起他的生活——他没有结过婚，墨尔本还有父母双亲健在，他自己一个人住，平时就接点零工，给人当当木匠挣生活费，当然还有他去中国“淘金”攒下来的积蓄。即便知道了这些，我也很难想象他生活具体的模样。直到我们有一个一起做的小组作业，需要满城去找一种特殊的螺丝，小飞开来了他的车，带着我们四处奔波。那是一辆引擎盖上的漆都有些脱落的小桑塔纳，我坐在后排，座椅已经失去弹性。车里没有空调，我想开窗户透透气，在车门扶手上摸了半天也没找着开窗的按钮，低头一看，才发现一个手摇的手柄——这样的车我真的只在小时候的贵州见过！

买螺丝的一路，小飞展示出了他作为本地人的熟悉一切的一面，以及作为“叔叔”丰富的人生阅历。那一刻，我才觉得，同窗的我们，一样又是那么不一样。

去场地参观，小飞在路上笑着说，我跟你们一起，别人还以为是教授带学生来的。我不知道如何回应，毕竟换做我是他，我会觉得这么大岁数还在读本科我真是尴尬极了，而我不知道他是真不尴尬，还是装得无所谓。

后来偶然的一个机会，我去到过小飞的家，或者说他跟他室友的家，原来他一直在租房子住，而室友还往往是我们的同学。小飞家整齐干净，有不少的厨具，他说平时他都自己做饭烤面包，因为省钱。家里有个跟白板一样大的描图仪，这在全计算机化的年代，我们这个行业都很少见到这个工具了，小飞说是他以前工作买的，他少有的“家当”所以家安到哪里，就把它搬到哪里。

从小飞家出来，我觉得太不可思议。我无法想象，一个年近半百的人，还在这样漂泊生活究竟是何种心理状态。回家跟我妈聊起所见所闻，因为我妈是见过我们跟小飞的照片的，我妈一时兴起，还要把他介绍给我离异的姨妈：“哎呀，年龄合适，又是个帅哥，也没有孩子之类的牵挂！”我妈说得有模有样，还鼓动着我去问问小飞。当时我只知道小飞暂时是单身的，至于他喜欢什么样的，我一无所知。我鼓着勇气给他打了电话，说媒拉纤起来。小飞大笑，说他还没来得及跟我说，他最近才谈恋爱，是我们系另一个低一级的学妹。我吃惊，转告我妈后我妈也吃惊，还撂下一句“你们男人都喜欢年轻的”的调侃。

转眼我们就本科毕业了，毕业典礼那天，大家的亲朋好友都来观礼，小飞的父母也来了。他父母白发苍苍，却打扮得得体而优雅，走过来跟我问候，表示知道我是小飞的好朋友。他们给小飞带来了花，也和小飞拥抱开心地合影，就跟我跟我妈我弟合影庆祝一样，自然又开心。

后来我拿了奖学金保了研，小飞说如果他拿不到的话就没法读了，他自己的积蓄不允许他花这个昂贵的学费。好在最终他也拿了学费减免，和我继续成了研究生的同学。

开学的第一周，有一天下课，我就看到小飞在过道上跟他班上讲课的白人老头吵了起来，那是我第一次看他这么凶。我听得一头雾水，把小飞拉到一边打听，才知上课时几个英文不流利的中国学生演讲，被这个老头打断，并且侮辱他们英文差，不会说就应该滚回中国云云，还以蔑称称呼黑人。小飞看不下去，起来和老师争执，下课他还穷追猛打，才有了我看到的那一幕。小飞气冲冲地说他要告到这个老师被辞退为止，我劝他何必，把这事报告了就是，小飞说不。那一刻眼神里闪过的坚定和执着，就宛如一个十八岁的男孩。最终，那个老师被辞退了，小飞高兴地来给我说，他甚至去了院长办公室，就为了这份正义。

那几年，小飞跟他的小女朋友感情越来越好，成了我们系的美谈，或者说，中国学生间的八卦。上海来的姑娘，还每每放假带着小飞回上海见爸妈。小飞回来给我说，他跟女朋友爸爸一个岁数，我弱弱地问：“那……你怎么称呼他们？”小飞用他那没有调的普通话说：“入乡随俗，叫叔叔阿姨。”我大笑。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我跟小飞之间，我才是那个世故焦虑的红尘老叔叔——我会去想结婚怎么买房，岁数大了还怎么工作，把老师告了会不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这些无聊而具体的问题，而小飞却像是和十八岁的少年，敢爱敢恨，罗曼蒂克。如果不是重力没有放过那逐渐失去胶原蛋白的皮肤，在小飞的脸上留下了几道浅浅皱纹，小飞真的很年轻，由内而外地，年轻而自由。

我从剑桥回来后，跟小飞约着见面，却屡屡因封城失约。四月份的时候，我们终于喝上了咖啡。小飞老了一头，也显得有了烦恼。他在一家华人的开发商工作，工资不多。女朋友回了上海，对方家长知道了他真实年龄，拒绝了他们已经准备了很久婚事。当然了，还有更多具体的阻碍，比如小飞连房子都没有怎么结婚？这么大岁数未来怎么办……

小飞无奈地说，他当下工资贷款也贷不出多少，没法买房。我安慰着他，心里也想：“飞利浦，你终于意识到了这会是一个烦恼。”小飞跟严肃地问着我，他去上海工作的可能性。我也只好告诉他，去做设计师估计没戏，毕竟好多单位超过三十五岁就不要了，但是他可以试试看去上海当个外教，挣钱又靠谱。可是小飞坚持说他追求了这么久的建筑设计梦想，不想放弃。我不忍心给他泼冷水，或许我们想的那些浓浓中国味儿的买房结婚生子的焦虑，也本不应该属于他。我只好鼓励“去试试好了，还能跟你女朋友一起呢！只不过现在因为新冠，跨国流动又很难了。”小飞斩钉截铁地说，等疫情过去他就去。

后来有个周二，我接到了小飞的电话，说他周五就搬去维州境内很远的乡下了，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份建筑工作，收入不错，还能实现梦想，想跟我碰个面，暂时告别。结果第二天，他因为接种了疫苗发烧而失约。我祝福他在那边生活一切顺利，如果回城里，记得聚一聚。封城一波接一波，他也没有回来过，而疫情退去到上海去找工作的计划，也不知道几时能实现。如果不是被中国准“岳父岳母”的中式焦虑浸泡，小飞应该会一直是曾经那无忧无虑，清贫却乐呵呵的模样。

今晚正好有个网友聊起了自己三十岁在澳洲还没买房的焦虑。环顾我自己，也年近三十，身边曾经的同学，也都结婚生子，勤奋点的，房子也买了两三套。而我，一无所有。两年前准备去剑桥读博的时候，我的父母也曾质问过我：你三十多岁才从学校出来，六十岁退休，你还能工作多少年？别耽误时间了！

好像在我们的社会里，人生都有着固定的轨迹，每个人都有着类似的时间线，你需要在生命的某一刻，完成那些世俗任务的打卡，否则就是另类、异端，耽误时间。纵然生命确实有限，一个人的时间会有尽头，可是我们对人生的探索是否可以有更多样的答案？

每朵花都有自己盛放的花期。就像小飞那样，无论什么年龄，都揣着自己的一个梦，哪怕外人看来那么的罗曼蒂克，那么的不靠谱。可是若有一个梦在心中，哪怕天真，也是青春一生，至死不休。

【2】@楚尚书

延安派是指朝鲜劳动党成立初期，在其内部存在的一个派系。延安派的成员是大多曾在1930年代在中国共产党的根据地延安参与革命的朝鲜人。

中方原想支持延安派成员、昔日隶属八路军的朝鲜义勇军总司令武亭成为朝鲜最高领导，但斯大林强烈支持游击队派的金日成，最终苏共获胜。

朝鲜劳动党分为四派，游击队派和延安派有战功，势力最大，另外是苏联派和国内派。

延安派在1950年代遭到金日成为首的游击队派的清洗，几乎所有延安派成员也在八月宗派事件中被打倒，很多都被处决。

1951年，金日成以“平壤失守”和“作战不力”为由解除了延安派势力最大的人物、民族保卫省副相兼人民军炮兵司令武亭的职务。

1953年，被认为是“中国代表”的内务相朴一禹被免职。1955年4月的朝鲜劳动党二届十六中全会上，金日成公开宣布朴一禹作为“反党宗派分子”，被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最后被金日成处死。

“延安派”金枓奉、金雄、崔昌益、方虎山、张平山、朴孝三、李益星、金元凤等高级将领或官员不是被处决，就是死于狱中，或者下落不明。

徐辉、尹公钦、李弼奎等人逃亡中国，后在中国逝世。

1958年“八月宗派事件”后，延安派、苏联派、国内派被一一扫除，金日成掌握了朝鲜最高权力，提出主体思想。

游击队派另一领导者朴金喆协助清除其他派系有功，得到重用。后来他和金日成产生分歧，他主张经济优先，金主张军事优先，他又反对金立其子为接班人。

1967年8月，朴金喆被指反对“千里马运动”，次年被处死。

1969年，金日成进一步肃清军方，延安派的金昌德、金昌奉兄弟，游击队派的许凤学等高级将领被清除。

【3】张宏杰

向大家汇报一下半岛历史研究动态。

【4】@塔影巷

“那天就是在这，我看到一条两尺来长的鱼，一眨眼功夫就不见了。”

“他说的话我从来没怀疑过，现在也没有怀疑的必要。”

故事就这样传开啦

“我不在乎把这个秘密告诉大家，这里有大鱼——我也是午后，今天这个下午才知道的。”

【5】导筒directube

南方周末:为什么你对很多人趋之若鹜的三大电影节如此失望?
焦雄屏:电影节从1980年代、1990年代开始迅速商业化,变成巨大的营利机构。以前的电影人都非常理想主义，对电影事业存在真实的信仰,电影节也只是一个纯粹的电影竞赛,是表现这一年以来的电影成果的大场域,提供给大家相互观摩、参照和鼓励的空间。
在1990、2000年代以后,电影节开始有盈利，一有盈利就需要竞赛,选片和整个制度的处理方法就不再有之前的勇气，对电影的信仰也逐渐淡薄了。而且会更重视彼此的竞争、点评和品牌效应,排挤其他电影节,并且使用一些比较恶劣的竞争手段。同时电影节对新型电影种类或创造力的兴趣减小习惯于打安全牌,常常放来放去都是这些成名大师的二流作品。
评审评选也有问题。评审也变成了商业竞争,以前电影评审团由有知识、有品位、各界信服的人组成现在变成了明星和有“魅力”的导演。而在超出他们的理解范围时,这些人就抹杀了某些作品。
最后是代理人制度。各地都有一些选片人,这些选片人的工作是发掘该地域的好电影。如果这些人自身的品位和能力不够,或者对于尤其是拉非亚的非欧美地区的历史社会认识不够选拔就会有一些主观和偏见。
反而我觉得二级或三级的一些小电影节会发挥比较大的功能。因为它没有这些包袱和商业的获利打算,所以比较有活力。现在反而是第一类型的A类大电影节一直在收割二、三类电影节的成果。比如二三类电影节发掘了某一种新电影，A类电影节会大概观察了两三年以后说“这个电影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