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757】他那种赞助革命的人道主义，一下子打到他们心窝里去了

【1】@张小北 

【2】@米雅MiyaHoo 

【3】Paul Graham评价Google新版的命名：
「Google Search Generative Experience」直逼微软在它历史上最垃圾的阶段给产品起名字的水平，当一家公司开始如此称呼自家的产品，你就知道它一定深陷在官僚主义的泥沼里了。

【4】早期文明比较研究工作坊 

分崩离析的抗战阵营
（以下引自 齐锡生《分崩离析的阵营：抗战中的国民政府，1937-1945》，第三章）

抗战时期的「最大的主战派」的国民政府虽然自称为「中央政府」（从南京，经武汉，到重庆），其实也是一个地方实力派。主战派最大挑战就是如何整合其他地方实力派，试图汇集国内最大资源去支撑对日作战。……事实上，即便是面对是否要对日抗战这一个关键问题，在卢沟桥事变之初就缺乏共识。当CKS 7月中旬在庐山准备发表「告国民书」前夕，许多领袖们就认为过于冒险，而劝阻他不要发表。就在这个时刻，宋哲元在遭受日军步步紧逼之下，以为只要对日军退让就可以息事宁人，因此转而抱怨南京政府态度过于强硬，要求中央军从河北撤离。当时主战派除了CKS领导的黄埔系将领们之外，也有一部分其他军事领袖们，包括湖南籍程潜，以及广西籍李宗仁和白崇禧等人。至于其他地区将领们看到全国民情高涨，也迫于情势而做出义愤填膺姿态，但是在行动上却踟蹰不前，不肯出兵。这种内部不团结情形等到9月份淞沪战役进入逆转时就更形严重，……换言之，即使是战争尚在初期，一看情势不对而想拔脚开溜的领袖们越来越多。

……
总之，和桂系一般，只要地方实力派没有投降日本的倾向，CKS对于其他违纪行为都只能逆来顺受。而在这个最后而又重要的关头上，CKS的处境尤其困难，因为广西的白崇禧和广东的薛岳正是他主战派最重要的两个伙伴。他们之间在这个民族存亡最关键时刻发生争执，不但曝露了主战派骨子里也是地方实力派的本色，更让CKS不知如何是好。这个案例充分说明，地方实力派虽然同在主战派阵营之中，仍然各有自己的打算，一切以本身利益作为出发点，而不是为国家利益而共同奋斗。CKS政府无法掌控地方实力派，而地方实力派也无法掌控其他实力派。尽管CKS、白崇禧和薛岳可说是整个抗日战争中最坚定主战派，而且各自手中握有相当军事资源（兵力），但是说到最后，他们之间的关系不是上级和从属关系，而是政治军事伙伴之间的协商关系。在当代其他现代化统一国家可以用军事纪律和指挥权处理的事务，在战时中国却必需经由政治协商（讨价还价）才可能做出成果。

这个状况也让陈诚对于主战派内部伙伴们的调和工作，做出了一段重要的观察。他提醒CKS，全国党政军单位对于中央各部院会的命令或是不愿遵行，或是无法实行，对于委员长侍从室发出的公文则略微尊重，只有对委员长「手令」才尽量遵行。其结果是中央各部会也学会狐假虎威，号称握有「委座手启」以壮声势，但是迟早会让手令失去威信。回顾历史，事实上同样情况在淞沪战争末期已经露出苗头。当战场情况混乱急迫时，许多部队长官拒绝接受直接上司命令，而坚持必须看到CKS手令才服从。CKS一生被人诟病为喜欢下手令干预下级事务，当然有大量事实可资证明，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是被下级所逼（比如河南战争时的蒋鼎文）而不得不然。长此以往，连手令也随之贬值。

就在 [ 从淞沪会战打响至南京陷落的 ] 这120天之内，在「舍身杀敌」和「口头抗日」的两股军事势力之间，其关系就因为「量」的变化而产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从全国军队组成比例而言，在华北和华东战场奋力抗敌的部队无不遍体鳞伤，亟需疗伤复原，而那些逃避作战的军队却安然无恙地突然变成了中国军队的多数派。这个翻天覆地的转变将会对此后整个抗日战争七年时期的党政军状态产生千丝万缕的后果，……到了1937年底，基本上中央直辖的调整师和整理师都已经瓦解或是残破不堪，更重要的是它们丧失了自己的根据地和生存依附，在此后七年战斗中成为四处漂浮的客居（寄居）部队，这个变化又进而逐渐腐蚀了它们的本质。…… [淞沪] 战败的后果如何？而这正是本书此后各章将会不断地寻求的答案。一旦抗战开始，国民政府本来巩固的控制地区开始崩溃。如众所周知，华东华南是人口稠密、工业化、现代化、都市化最先进地区（包括内地重要城市武汉、广州、南昌、九江、芜湖等），但在抗战的最初15个月内全部沦陷。这个变局马上造成五个方面的重大影响：1. 政府失去根据地的人力、财力、政府控制体系、社会控制机制；2. 政府必须依赖地方实力派的容忍接纳，提供避难所；3. 中央政府机关和国民党只有部分人员能够随政权迁往内地。由于中国地方色彩浓厚，这些「政治难民」虽然形似拥有高位，却如同水上浮萍，无法融入当地社会基层。语言和风俗习惯无法沟通，不能有效动员本地民众；4. 他们被视为是不速之客，遭受本地原来政权的极力抵制；5. 最后激发尖锐利益冲突。许多本地人认为原来生活和社会结构被江浙人所搅乱，抗日战争使他们惹祸上身。简言之，淞沪战役绝不是一场单纯的军事对垒，而是一场彻底改变中国八年抗战格局的大灾难。（齐锡生《分崩离析的阵营》，"1937年综合回顾"）

【5】@Audrey李佳佳 

发现一个挺有趣的矛盾。一方面大环境在脱钩，国内淡化英语，很多城市没有英文指示变拼音了。另一方面发现国内幼儿英语学习太卷了，吓到我。
刚看到个帖子，说朋友家孩子，小小年纪看全英文大词汇量动画片了。想起之前小🍠上因为偶然进了个点读笔帖子，结果算法就不断把各种三岁两岁甚至一岁半宝宝跟妈妈天天纯英语流利对话的视频推到我眼前。接着发现很多妈妈分享的，娃五六岁开始读英文原著了，三四岁开始夏令营游学了。之前和一个毕业后回老家定居的同学聊，说他女儿幼儿园就开始双语教学，不是北上广深，是三四线城市的普通幼儿园！
我们在新加坡这边上幼儿园半年多，之前一直不太开口说话。我还发愁，家里都说中文，幼儿园一半非华裔老师不会中文，娃会不会懵圈听不懂更不愿意开口呢。寻思着先给他保持尽量中文的沉浸环境，英文不着急。 谁知道国内的英语环境比国外还国外呢
想起那个段子：孩子四岁，英语词汇量只有1500左右，是不是不太够？ 答：在美国肯定是够了，在海淀肯定是不够。

【6】亭林镇无业青年 

最近在看余华的《米兰讲座》，书里面汇集了余华的各种「答各国记者问」。我摘录了一些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问题和回答，也可以看做一份「写作建议指南」。

1、
问：您为什么写作？作为作家，最让您自豪的成就是什么？
余华：写作让我拥有了两条人生道路，一条是现实的，一条是虚构的。有意思的是，当现实的人生道路越来越贫乏之时，虛构的人生道路就会越來越丰富，这是我为什么写作的原因。作为一个作家，我知道小说是无法改变社会现实的，但是小说可以改变读者对社会现实的看法，这是让我感到自豪的理由。

2、
问：你怎么变成今天的余华？(哪些人、书、经历使你变成当下这个人？）
余华：当然有很多作家影响了我的写作，我的第一个老师是川端康成，第二老师是卡夫卡，第三个老师是福克纳，还有很多老师的名字，有些我已经知道，有些我以后会知道，有些我可能一生都不会知道。我曾经有过比喻，作家对作家的影响好比是阳光对树木的影响，重要的是树木在接受阳光的影响时是以树木的方式在成长，不是以阳光的方式在成长。所以川端康成、卡夫卡、福克纳没有让我变成他们，而是让我变成了今天的余华。

3、
问：您的作品已被翻译成了好几种外文。您现在写作时，心里是否考虑到国际读者的兴趣和需求？
余华：不会考虑，就是中国读者的兴趣和需求我也不会考虑，因为我无法考虑。我的写作不是面对一个或者几个读者，而是几万和几百万的读者，中国有句俗话叫众口难调，再好的厨师做出来的菜也不会让所有人都爱吃。我只能按照自己的方式写作，我尊重读者，但是我不会因为他们的兴趣而改变自己的写作。

4、
问：请您简单地谈一下当前文学的格局及其面临的问题。
余华：当前的文学可以说是丰富多彩，什么样的作家都有，于是什么样的文学也都有了。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当前文学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表达今日现实。因为现实比小说荒诞了，如何再用小说将荒诞的现实叙达出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5、
问：对你来说，死去是一种结束？还是死去后还有些什么？这种死亡到底是什么？
余华：作者和他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死亡就是结束，从生命的意义上就是结束。如果还有读者在阅读我的作品，那么我会以另一种方式继续活着。

6、
问：文学批评有什么意义？重不重要呢？
余华：作家要关心现实世界，批评家也要关心现实世界。有不少人认为文学不应该叙述太多的现实，认为文学应该不和任何东西发生关系。文学如果不和任何东西发生关系，那么文学是个什么东西？文学可能不是个东西了。

7、
问：作家和读者之问存在什么关系？为什么作家好像集中在自己，而读者不向他们提出更高的要求？
余华：作家和读者之问是什么样的关系？这是由读者来决定的，因为读者拥有选择的权利，而作家只能是被选择。人们经常说作家应该为读者写作，其实这是做不到的，因为读者各不相同，作家不知道如何去满足他们各不相同的阅读需要。但是有一点是可以做到的，那就是作家自己也是一个读者，作家在写作的时候应该满足自己这个读者的需要。事实上每一个作家在写作的时候。都同时具有两种身份，作者的身份和读者的身份，作者的身份让作家不断地往前写，而读者的身份则是在悄悄地帮助作者把握叙述的分寸。

8、
问：文学和知识分子应该克服哪些困难来重新考虑到日前的实际社会情形、读者情形、老百姓的情形？
余华：要让今天中国的作家和知识分子充分关心社会情形和老百姓的情形，在理论上是不难做到的，可是实际上并不容易，中国的知识分子太多地关心自己，可是很少去关心别人。我在中国的很多场合都反复说过，一个人只有真正关心别人，才能做到真正关心自己。我在大学演讲时，总是希望今天中国的大学生应该去了解别人，了解别人是为了了解自己。我相信，一个人如果不关心别人，也不去了解别人，那就永远也无法知道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9、
问：几十年以后再重读这些故事，你的感觉怎么样？你有进行修改的冲动吗？
余华：现在重读这些故事，有一个明显的感觉就是我已经没有年轻时的才华了，当然年轻的时候也没有我现在的才华，这是不一样的才华。社会的变化让我成为一个和年轻时不大一样的作者，让我的写作在面对社会现实时交得更加直接。我在重读这些故事时，会有修改一些语句的沖动，但是我没有这么做，因为那是年轻时的我写下的，不是现在的我写下的，从这个角度说，我没有修改的权利。

10、
问：您小说的主人公的生活一般是很困难的，很悲剧的。描写他们生活的时候，您怎样控制自己的感情？
余华：作家如何在写作时控制自己的情感？就是通过叙述来控制，有时候需要压抑，有时候需要释放，这是叙述的要求，成熟的作家在写作时知道情感什么时候应该平静，什么时候应该动荡。

11、
问：您觉得，文化能否改变世界？因为我们彼此之间了解得很少。
余华：我相信文化可以改变世界，文化促进交流，不同文化的交流既是双边的也是多边的，交流会产生相互吸收相互改变，当然这改变是细水长流，不会是狂风骤雨，但是改变是必然的，而且会历久弥新。

12：
问：最后，您觉得文学对今日时代能够提供一些什 么？您最简短的建议是什么？
余华：多样和多元。

【7】巴金是这十年间最流行又最多产的作家之一，但是却不是最重要中间的一位。尽管佳评潮涌，受到群众的爱戴，我们却无法从他这一期的作品内，发现任何追求完美的企图。巴金是一个具有强烈道德感——甚至可以说，宗教狂热——的人，自称他对于理想的服务，胜过艺术。在三十年代跟四十年代的学生的眼光中，巴金和其他作家比较起来，更是一位英雄。他那种赞助革命的人道主义，一下子打到他们心窝里去了。

《灭亡》尽管充满了一本处女作的新鲜和大胆，我们却已经看出，作者对于文艺滥调的倚赖，以及好用抽象的、夸张的戏剧方式去简化人生的明显偏颇。《爱情三部曲》显示了巴金是一个书呆子作家，他笼统描绘了一个有着爱情和革命却缺乏真实感的世界。故事中的人物和地点虽是中国名字，但在作品中却找不到一点具体的中国风习和风景。巴金的想像力，完全没有受到官感的滋养；它只是卖弄陈腔滥调。

《秋》算是中国现代长篇小说中的一部巨著。在这本书里我们看到，一个作者如果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尽管文体平平无奇，人物心理不够微妙，它却能发挥震撼人心的力量。《秋》的成功证明了：一个小说家如对自己的感情有绝对自信，他的作品要比肤浅哲学家和革命者的说教强得多。

【8】@是一个单眼皮 

【9】@冷知君 

博尔特训练后的背部，因为速度快力量强，跑道被钉鞋撕裂溅了一背。

【10】@二总 

来源：新浪微博 喷嚏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