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60】在享受司空见惯的荫凉时，不要忘记栽下那些树的人曾经挑战和遭受过怎样的时运

dasheng @ 2019年03月20日浮世汇

【1】@阑夕：褚时健上一次这么刷屏，还是在三年前的自己家里，茅台集团的季克良前来拜访老友，两人吃了一顿云南烧烤，然后手拉着手坐在沙发上相谈甚欢，照片广为流传之后，人人都从这两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身上看到了岁月的厚重和蹉跎，那也是中国第一代企业家无不经历过的曲折人生。

我记得雷晓宇是这么评述他们的：

「想一想，上世纪30-40年代出生的这些男人，在1980年代新的机会到来时，他们仍值盛年的尾声，并面临一个选择――是就此认命、服气，平平淡淡了此一生，还是走出去，人到中年，独自一人面对旷野？」

如果不是那么拘泥于意识形态的别扭心态――主要是前三十年和后三十年「我全都要」的左右逢源――改革开放的核心其实就是意味着对于过去路线的质疑和否定，然后通过「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渐进接受以市场经济为代表的现代规则。

在这个切换过程里，新旧观念的冲突至始至终都是存在的――甚至直到今天也都还在局部博弈――其中很多议程于今天看来都只是最基础的常识，却在当年足以引起轩然大波。

比如你能不能雇佣几十个人开办工厂？能不能把一个城市的商品拉到另一个城市贩卖？能不能挣很多钱、多到比其他人都要富裕？

如果把这些问题放在现在的年轻人面前，恐怕会被当成脑筋急转弯式的笑料，但在仅仅三十多年前，它们都是需要动辄上升到真理大讨论甚至要有人以身试法的回答。

褚时健触犯到的问题，在于企业家能不能从企业经营里获得回报？这同样是个看似毫无悬念的问题，现代企业规则通过产权制度解决了企业归属问题，简单来说就是，你拥有一家公司多少占比的股权，你就拥有这家公司多少比例的价值，在合法的流通市场，你随时可以把它转化为自己的经济收益。

但在中国经济体制开始切换的前后时期，一切概念都是模糊不清的，以至于企业的成功是否和企业家有关，都要被打上一个大大的问号：既然是国家委派你来管理企业的，那么企业成了，国家占几分功劳，你又占几分功劳？

没人说得清。

褚时健几乎是以一己之力缔造了红塔集团，把濒临倒闭的玉溪卷烟厂做到了亚洲数一数二的烟草帝国，这份成就无人否认，但他承认的贪污事实，同样难以清洗，一码归一码，赞同他和维护他的人，同样不至于给出「有功即可贪腐」的逻辑。

然而真正触动本质的矛盾是，企业家不应该拿不该拿的钱，没错，但是他该拿的钱，在哪里？

说到底，红塔时代的褚时健，不是一个完整的企业家，从他被「安排」过来担任卷烟厂厂长开始，直到被告发经济问题黯然入狱，这家企业的产权，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他把企业做得再好，也无权从中分到一杯羹，做到尽头，挣的还是那点死工资。

所以褚时健才会抢在退休之前，动用即将脱手的权力为自己兑现十几年来创业维艰的回报：

「1995年7月份，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但没有明确谁来接替。我想，新总裁接任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身边的人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就是这样一个为国家创造税收超过千亿人民币的企业家，在他的暮年需要以如此不光彩的方式谋取一份蝇头小利，以致于最终搭进了自己的自由和名声、乃至亲生女儿的性命，既荒诞，又可悲。

所以联想的柳传志后来才一定要坚持员工持股方案，为企业家争取产权分配的权利，「我绝对不和科海公司总裁陈庆振一样，退休后把手插进裤兜里只有两个大窟窿。」

现在来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口号其实提得相当微妙，两个词组的前后次序决定了只有先解放了思想，才有实事求是的能力，在1978年以来风云激荡的历程里，有太多的固执被推翻，也有太多常识被扶起，不破不立。

比如开办企业可以谋取个人回报，比如投机倒把的罪名不再适用，比如雇用员工不属于阶级剥削，比如允许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比如追求财富没什么不道德的⋯⋯

两年前，王石去了一趟哀牢山拜访褚时健，后者慢悠悠的对他说了这么一席话：「我90岁了，很多时候心有余而力不足，这也很正常，但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社会，也对得起我们家庭几代人，我也就心满意足了。」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这个道理固然没错，但在享受司空见惯的荫凉时，不要忘记栽下那些树的人曾经挑战和遭受过怎样的时运。

【2】@河清00：刚看了《流浪地球》，没有感动我。不过是一个当代版的“杞人忧天”。

杞人忧天除了让人徒增恐慌，有什么意义吗？

我素来反对科幻和玄幻，这些都是引人远离现实，不关注真正有关社会现实、民族命运、人类命运的真问题，只是让人想入非非。所以，这些科幻玄幻作品，根本上可以说是麻痹世界众生的精神毒品。

世界犹太-盎格鲁金融统治集团历来有推行“奶头乐”（Titi-tainment)，或“三S”(Sports-sex-screen，体育-性-影屏娱乐）策略，来愚民全世界。科幻玄幻和电子游戏可以算得上另外两样精神毒品。

电子游戏已深深毒害了当代中国青少年！现在科幻也终于有了大作品。《流浪地球》不令我喜，反令我忧！

电影改编自刘慈欣的小说。刘的另一部小说《三体》，还有郝景芳的《北京折叠》获得美国科幻“雨果奖”。我曾说：“应当以得西方文艺奖项为耻”（拙著《“当代艺术”：世纪骗术》第307页）。这个美国“雨果奖”，我们不仅不应该崇拜，反而应该引起警惕。凡是“敌人拥护的”，都应该去想一想为什么，不能毫无头脑地跟着去拥护、崇拜。

电影里有句台词希望“像钻石一样珍贵”，令人怀疑电影制片方收受了犹太人控制的钻石（毫无价值，纯粹是凭空商业炒作和欺骗）企业的赞助。

【3】《人民日报》1978年7月24日06版。

【4】@万能的大熊：今天跟大家谈谈网上瞎喷公司风险问题。

一般说来，公司是不愿意起诉或者搞媒体的，除非你有什么敲诈勒索的石锤。主要是起诉可能会放大负面本身，如果确实有硬伤，最后很可能失控，得不偿失。最关键的是起诉也赔不了多少钱，一般三十万左右，算上律师费诉讼费，全下来六十万应该能包住。如果媒体是企业，或者知名自媒体这种，这个钱基本不痛不痒，反而可以炒作一把。

但如果你是普通人或者没有什么媒体背景以及粉丝影响力的，那就不好说了，基本想怎么捏你都可以。一个是没有什么后果，一个是你基本打不起官司，一个是你基本打不赢官司。切记，如果打官司第一条是管辖权异议，尽量换法院，不要和企鹅在深圳南山打官司，人家没输过。也不要和米司在北京打官司，你也不好赢。

刑事的损害商誉要有很大的损失才可以，一般你是做不到的，上次有人写个文章，恰逢写的公司股价暴跌，然后大家联系到一起，差点没把他吓死。但法院上，很难证明这个暴跌和你的批评文章有关。不过这个问题倒是被一家药酒企业完美的解决了，他找了俩代理商退货，然后说退货原因是因为看了这个文章，结果把损失给坐实了，然后警察就抓人了。这个事情后来大家都知道了，不管谁对谁错，这个操作是太骚了，请各大企业不要效仿。当然，这个事情成立还要有一个前提，就是虚构捏造事实并且广泛传播。

所以真正有风险的一个是造谣杜撰，一个是侮辱谩骂。造谣的风险比如说这公司资不抵债了，欠账一百亿了，老板有私生子了之类的是最大的，而且就算事实上有私生子，你证明不了有，法律上也属于造谣。侮辱谩骂这个就是简单的侮辱判定，但是这个有一个程度问题，你骂一句sb是不会有人报案的，不然警察会当你是sb,但是天天骂就不好说了。

基本上正常的评论不管正面负面，都在合理评论这个范畴，是不会出什么问题的。但你的结论如果说老板是希特勒之类的也一样跑不掉的。所以大家评论一定要克制，少做价值判断和侮辱性结论，由读者自己评说比较好。虽然可能不够出气，但是比较安全。

企业索赔五百万，一千万都是吓唬人的，法院不会支持的。但是诉讼费、律师费都是按照标的额算的，比如律师费收3%，1000万的官司就是三十万，输了你再赔三十万，里外里就是六十万了。后来企业发现这样如果赢不了，自己也要花几十万诉讼费律师费不合适，所以基本不是骂了老板祖宗十八代出轨之类的，索赔都在100万左右。

【5】猪蹄蹄小朋友：发现我们的社会特别务实，是很羞于谈感受和感情的。

“我喜欢”“我不喜欢”“我高兴”“我难过”都是很羞耻的，爸妈辛辛苦苦挣钱供你生活读书，你凭什么不喜欢上学？你凭什么喜欢玩游戏？所以今天不上学必须有一个很现实的理由，你的诉求才可以被接受，例如说肚子疼起不来床，玩游戏也必须有个很现实的理由，我们80后都经历过这个，“我想要个文曲星，是为了学英语”。

所以习惯了这个模式，长大以后，感受不能被表达，就外化成了“作”。女孩子在感情里作天作地，用尽各种无厘头的办法考验你，因为实在说不出“我很担心你不够爱我”，男的也没法说“我压力很大我不开心”，转而以工作应酬为名去喝大酒撒酒疯，很多老人天天这儿疼那儿疼，带他去医院又不去，不是因为节俭，是他说不出“我希望大家多看望我多关心我”，只有生病才是个正当理由。谈恋爱交朋友也是一样，“对方多优秀对我多好”是没问题的，如果仅仅是“我很喜欢这个人”那可就太不乖了。

没有比身体健康和钱更重要的事儿了，所以你爸妈说你吃外卖不健康，你可以回我工作太忙没空做饭，可千万不能说我太懒了，我想把做饭时间省下来睡觉看电影，只有健康可以和钱博弈，只有钱可以和健康博弈，其他一起皆为无理取闹。我们的父母根深蒂固地这样想，因为在他们的成长环境里，这些真的是奢求。我们哪怕不这样想，但从小是被这样教育的，仍然继承了这样的表达方式，所以年轻人是一代好过一代的，相比我们，00后心智更健康的最大原因，就是他们的爸妈没挨过饿。

有个90年代就留学美国的朋友，给我讲过当时让他震惊的很多细节，例如说，荒野公路边一个小小的公厕，是有抽水马桶和热水的，他说，当时真的是崩溃了，觉得美国是已经有钱了很多年了。我前几年还不能理解，只觉得我们现在有钱就行了，现在明白了，“几代人没挨过饿”真的是很重要的事情，吃饱饭人才顾得上有温度，有温度的家庭里才教出有温度的小孩。外在的事情容易学，吃什么穿什么用什么，讲契约有规矩有礼貌互相尊重，这些东西只要你本人长大了见过世界了，就能反思就能改，但是一些内在的模式和表达，是最难的，这些事儿对人的影响，比“你爸在北京给你买了六套房”重要得多。

【6】@祝佳音：以“为了孩子”的名义批评游戏，这也算是我国传统习俗。这种想法当然是有道理的，孩子在某一个阶段自控力差，对世界的认知比较懵懂，就算是最狂野的生存党也会觉得孩子是需要照顾的。但我们的特点就是一提到“照顾”，就顺势滑到不需要付出那么多心劲儿的“管理”上。为了让孩子能健康成长，当然有很多办法。比如说治本的办法是家长自己担负起责任来，能够切身引导孩子，给孩子推荐一些合适的文化产品（不限于游戏）。但是不行，鄙国连把孩子送去电/去国学/去行为矫正学习的家长都大把，还有一大票家长理直气壮地说我要养家好累好累然后就心安理得地逃避对孩子的培育责任，更有一批家长自己就没太弄明白这个世界。指望他们看起来没戏。那就分级，大家各自去玩自己有能力掌控的东西，也不行，这事儿是禁忌，提了就没声儿。最后就是搞出割裂局面，一方面政策恨不得所有人向中小学生看齐，一方面这个想法因为太荒诞所以没什么执行性，小学生还是能无碍接触游戏。

随着我年龄越来越大，也就越来越能发现大多数家长要为自己的无能寻找一个替罪羊。就算把羊杀了，该无能还是无能。我已经不太在乎游戏会是什么形象了。游戏在这些问题面前只是一个最明显的点，这个点后面隐藏的是一整套从社会到教育到家庭的落后和失职。但我真的替那些孩子感到伤心。大家都是付出多大的努力和拥有怎样的运气才能哪怕在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快乐的正常人呢？我说替那些孩子伤心，实际上也包括我们甚至我们的父母。

【7】@我不是谦哥儿：2019年2月8日，费玉清在台北小巨蛋举行了退出娱乐圈的告别巡演。

2010年，费玉清的母亲因病去世。2017年9月，费玉清的父亲去世。当时为了不影响他演出，家人向他隐瞒了消息。此后，费玉清开始考虑退出歌坛，2018年9月，他发布公开信，正式宣布退出歌坛。

在信中，费玉清说，“当父母亲去世以后，我失去了人生的归属。没有他们的关注与分享，绚丽的舞台让我感到更孤独，掌声、演出的地点都让我触景伤情。我知道是我该停下来的时候了”。他希望退休以后过着云淡风轻的日子，莳花弄草，寄情于大自然。

费玉清一直未婚，父母是最为亲密的家人。失去了家人，也就失去了前进的动力。我想，应该不仅是费玉清，对很多人来说，都是如此。

人都需要目标和动力。有人追逐权利，有人需要尊重，有人渴望钱财，而有人的主要动力来自家人。对这些人来说，家人既是责任和目标，又是后盾和动力。家人让他们在生活的芜杂和对死亡的焦虑中不会失去方向，免于陷入虚无。在人生的前半段，给予这份能量的是父母。在人生的后半段，提供这份能量的来自于自己的爱人和孩子。

高亚麟说，“父母是挡在孩子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所以父母会先看到死亡。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和母亲发生争吵，最后她总会说，“这些事，你到了我这个年纪，就会知道了”。当时我并不以为然，我无法理解她的焦虑，也不接受她的要求。这两年，看着她逐渐花白的头发，好像开始逐渐有些理解了。

来源：新浪微博喷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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