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150】李医生很接近我们心中对好公民的定义
dasheng @ 2020年02月10日 浮世汇
【1】@Aioros先生 根据《经济观察报》整理的时间线: 12月30日,武汉八君子小范围吹哨,武汉地区的一线医生护士群体已经知道消息。同天,国家卫健委专家组抵汉; 12月31日,武汉卫健委第一次通报疫情,27例。同一天,香港就高度紧张,召开会议 —— 说明香港公务员深刻领会“东方智慧”; 1月1日,武汉八君子被传唤,CCTV滚动播出8次,警告:武汉8位造谣者被处罚。同天,国家卫健委成立领导小组; 1月3日至5日,武汉卫健委通报病例59例,但未发现人传人,无医护感染。同时,香港启动“严重”应变级别; 1月5日,复旦大学附属临床中心即向国家卫健委建议:在公共场所采取防控措施 —— 第一次机会; 1月6日,中国疾控中心启动内部二级响应,该响应需湖北省人民政府授权,同天,武汉开始两会时间; 1月11日,武汉卫健委公布新确诊病例41例,之所以比之前的59例更少,因为采取了新的标准和方法。后来得知,国家卫健委专家组要求三条确诊标准,比如要求“必须有过华南海鲜市场接触”—— 这么神奇的标准,显然就是为了“不人传人”去的嘛; 1月11日,通报中强调“没有发现明确的人传人证据;截至目前,所有密切接触者包括医务人员都未发现相关病例”,同日武汉两会开幕; 1月15日,中国疾控中心启动内部一级响应; 1月16日,武汉卫健委改口:“不排除有限人传人,持续人传人风险低”。国家卫健委第一批专家组组长徐建国院士,同日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是一个有限的感染,763名密切接触者无一发病 —— 请记住这个名字; 1月17日,港大深圳医院袁国勇,将临床确认过的人传人的消息,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做了通报—— 请记住这个名字; 1月18日,百步亭万家宴如期召开; 1月19日,武汉市长周先旺主持召开常务工作会议,准备红红火火过大年; 1月19日,国家卫健委在北京、深圳确认两例输入型病例,成为国内首次在武汉以外的地区确诊这一疾病—— 你们是不是脑子不好?香港1月4号就确定了7个疑似,艹你妈; 1月19日,国家卫健委官方发布称,专家研判认为,当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你们读书读到牛屁眼去了?同日,第一批专家组成员王广发被确诊患病; 1月20日,钟南山以巨大的道德勇气和学术权威,庄严宣告:人传人、医护感染、别去武汉。同日,武汉团拜会正常举行,在外出访的辣个男人作出指示; 1月22日,湖北省启动突发公卫生事件二级响应,成为全国唯一一个二级响应的省份—— 优秀到了令人发指的程度; 1月23日,武汉封城,庚子国变。 —— 以上的每一个名字,我们都不会忘记,中国都不会忘记。
【2】@玛丽莲梦六 那个坐在阳台上敲锣鸣病的人。 那个深夜追着殡车凄厉地喊着“妈妈”的人。 那个在一千人共用一个卫生间的隔离所看《政治秩序的起源》的人。 那个开着货车在高速路上流离失所没有归处的人。 那个坐着死去被家人抱住头等待殡葬车的人。 那个隔离在家中被饿死的人。 那个花了20万最终因无力承担而被放弃治疗的人。 那个怕传染给家人而给自己挖好坟偷偷上吊的人。 那个无处就医又怕传染妻小从桥上一跃而下自我了断的人。 那个90岁高龄为60多岁儿子排到一张床位而在医院守了五天五夜的人。 那个在求医院床位的微博下评论:“我家人刚过世了,空出一个床位,希望能帮到你”的人。 那个先是骂着求助者嚎丧影响心情随后又只能以同样方式呼救的人。 那个为求助而现学会用微博发了一句你好的人。 那个被盘查时用围巾捂住嘴,因买不到口罩而羞愧哭泣的人。 那个用橘子皮当口罩的人。 那个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全家都死了只好孤身一人去民政局报到的人。 那个把抵工钱的口罩全部捐出去的人。 那个写下“安心赴死”“是时候奉献出自己”的人。 那个写下“能、明白”并印上红手印死了两次的人。
【3】@声几又石 李医生很接近我们心中对好公民的定义,他并不只是一个“普通人”。只谈一点:在信息极端匮乏的时刻,他顶着压力,实名接受了媒体的采访。 做记者有一些年了,仍然常感到工作里最艰难的部分,就是说服人们实名接受采访。这是一个普通人决定要从私人走向公众的节点,是来自一个人沉甸甸的信任。他本可以不必这么做。更何况,他是被“训诫”过的人,他所身处的事件是如此巨大的一场龙卷风。 如果说,他最开始在微信群里的警告只是一种普通人保护社群的本能,对可能引发的官方反应完全没有预期;那他后来接受媒体采访、并决定实名的时候,一定不是没有意识到可能的“后果”。他仍然决定这样去做,他是一个对公民义务(civic duty)有充分自觉的人。在某国,大多数人都做不到这一点。他说,“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种声音”。借用一位记者前辈的话,“那是他真正的吹哨时刻”。 就凭这一点,我觉得媒体人都应该谢谢他。谢谢像他这样的,认可媒体的作用、愿意信任媒体、坦诚跟媒体对话的公民,媒体的工作才有意义。
【4】@Kevin在纽约 「什么是美国政府援助?」这阵有些人在讨论这个,我以前写过一篇相关的,今天再简单说说。对一个经常没钱发工资联邦政府停摆的国家,美国政府是怎么操作对外援助的,钱从哪里来? 美国政府援助是指美国向其他政府提供的援助,不包括来自美国的私人慈善组织的资金,也不包括家庭成员之间的汇款。政府援助主要包括军事援助和经济援助两大类。 美国政府的对外经援体系主要依据《1961年对外援助法案》展开,依法援助,专款专用。通过形成法案操作,由国会专门机构负责拨款和执行。总统一般无权自行决定拨款援助,除非法定紧急事由例外。 依据法律,美国的对外援助一般占财政预算的1%左右,比如2017财年的政府援助为501亿美元,略高于预算的1%一点点。 美国国会众议院具体负责管理美国的钱袋子,所有支出都需从国会的预算走,国会每年就给联邦政府这么多钱,包括了公务员工资和完成政府工作任务所需的全部资金。 政府不紧着用很快就会入不敷出,国会又不肯让步多给钱,因为财政预算都是专款专用,各用各的,所以联邦政府停摆也就大概率事件了,联邦政府没钱,不等于美国政府没钱,对外援助和其他医疗,教育等的钱还是有保障的。 最后说说,为什么美国政府这次援助中国和其他抗疫资金是一亿美元呢?因为对外援助资金的安排,也是依法分类别执行有预算执行的,给多少钱,政府不可随意承诺和更改操作。 我再举个例子,2017财年美国对外援助排名前9位的内容依次为: 政府与公民社会:82亿美元 人口政策与生育健康:75亿美元 紧急援助:50亿美元 冲突预防及解决、和平与安全:35亿美元 行政费用:23亿美元 能源生产和供应:19亿美元 基本健康:14亿美元 其他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11.7亿美元 农业:10亿美元 美国对外援助和捐款的法律体系和操作架构,做到有法可依,便于执行和后续监督管理,使得美国成为世界政府援助和民间捐赠总额最多的国家,美国很吝啬吗? Edit:最后补充说一下,美国只有极少数国营企业,基本不赚钱靠补贴。美国的政府援助来自国会的拨款,而国会管理的钱就是美国私人企业,个人交的税款 所以说美国政府援助你说是美国的援助,美国人的援助,这也都没有错,一回事。
【5】@破破的桥 昨天提到为什么流感死这么多人却不会封城以对,因为死亡率低传染性强的疾病,以重创经济的方法去对付传染意思不大。回到武汉野味肺炎,它的死亡率在省内外呈现两级分化。两个主要原因:1.由于病人过多,湖北的医疗体系被摧毁,导致很多病人得不到医疗资源。2.出省的一般是年轻力壮的打工者,和留省的样本有差异。有人因此觉得假设医疗资源充足,这会只是个“大号流感”。这么想是有问题的。 统计口径,几个疾病的统计口径不同,如果流感按野味肺炎的严格死亡标准来定口径,那么全国可能几千万感染者只有数百死亡,而不会上万。 野味肺炎在传染爆发期,死亡率统计会滞后,例如,假设到死亡的平均病程是7天,那么死亡率应该是死亡人数除以7天前的确诊数,而不是除以当前的总确诊数。光这点就可能让真实死亡率倍增。(从目前情况预测,疫情最终结束时,官方死亡率数据可能会接近4%) 未确诊不计入死亡数,假如有意不确诊重症病人,或拖延确诊,或医疗资源不足以及时确诊,导致病人死亡时的平均病程短于平均确诊所需时间。例如死者平均发病7天后死亡,而平均发病后10天才能确诊,那么必然有大量死者无法确诊而不计入,而挺过病程的活人却会被计入。这会降低纸面上的死亡率(SARS时就发生同样的事,加上SARS确诊条件较宽导致确诊者多于实际人数,所以中国的死亡率显得比发达国家低很多)。 想准确统计死者数,还是要去统计疫情期总死亡数与正常时期的差异。这么计同样会有些问题,比如一些人可能是因为缺乏医疗资源而非因该病而死,但再怎么说会比现在更准确。而且,即便这么计,还是比美国流感的统计口径要严格。当然,大量未确诊人群也可能未计入分母而提高死亡率,这个将来很可能是糊涂账了, 我猜测在同样缺乏医疗资源的情况下(一旦传染病扩散,医疗资源都不可能充足),该病的死亡率远高于流感,并且可能比现在显示的要高。并不是只比流感高10倍这种程度。这和人们的切身感受也相符。
【6】@蕨代霜蛟 为什么从小教育不要随地吐痰?这背后一个重要历史渊源是对于结核菌的恐惧。肺结核、典型空气传播型疾病、一口痰吐地上之后的确是被重力拉住再也不会在天上飞(空间站里吐痰除外)、但它会干掉。干了之后一些病原就完蛋了、但结核菌有能力继续活着继续有工作能力而且还能和环境里的尘埃等结合、在风力下开始新的旅程、直到另一个受害者吸进肺里。这一点、新冠肺炎根本做不到。肺结核才是黄金圣斗士、不作任何干预时R0可高达10。 1936年、鲁迅死于肺结核。不要把所有精力都只用来恐惧新冠肺炎、时时刻刻告诉自己人的认知是有偏差的。若对于病原进行KPI绩效管理的话、结核无论在传播能力、传播范围、传播人数、绝对致死人数上、都可以来回把新冠肺炎扇脸扇到跪在地上哭喊大哥饶命。但结核病却同时早已被人类所习惯甚至接受、自以为然、很多人根本都一点不介意。这真的很厉害、每隔几年人间来一场这个那个疫情的时候前台上各种病毒轮番唱戏热闹非凡、你却永远不注意台下有个古老的结核杆菌拄着拐杖站在漆黑阴影里阴惨地笑而不语。这种样子、才是真·黑道老大风范:客气、低调、下手不急、用力狠毒、不断升级(耐药性)、人世间却还不认为他特别危险。
【7】@毛十八 还想讲一讲武汉三院和魔都援鄂医生间的「矛盾」。因为本科时候意外和几个医学院同学混得还挺熟,我知道的消息是,魔都第三批去武汉的医疗队带上了行政、保安和厨师。与各种报道交叉印证一下可得,带行政是因为前方管理混乱,如果医生要花费大量时间去开没完没了的垃圾会议,对资源对病人的生命都是极大浪费,只能带上行政;带厨师自然是前方没饭吃,这个第一批去金银潭的时候消息就已经传出来了;带保安——去国展抢物资、看着物资,不然一转身物资他妈的没了。 而这一切的源头问题在哪里不言自明。想过前方会很苦,没想到会是这么一番乱七八糟惨不忍睹的苦,这是第一第二批医生传回来的消息。我还在朋友圈看到过支援方舱的医生的照片,只有薄薄一层口罩。 在这种情况下,城内医生从12月底支撑至今,身心早已崩溃。转眼看到一个医疗队带着保安厨子进驻……其实可以想象一部分人是什么感觉。 将无名火发错方向的人,可能只是早已被规训进基因里,不敢向上表达愤怒,何况这样的愤怒,网上已经替他们表达至今,也未见有何成效。 故意引普通人互相缠斗的,是狗逼,但我还是昨天那句话,我不会真正花力气去憎恶一个狗逼。 所以仍然是,不要忘记究竟是什么,令我们只能用无处可去的情绪,互相消耗致死。
【8】马伯庸 最近读了很多相关资料,发现流行病的命名,还挺重要的。 比如1918年1月至1920年12月之间,全世界曾经爆发过一场流感,传播范围从南太平洋小岛到北极,先后五亿人感染,五千万人死亡。它被称为西班牙型流感(Spanish flu),也称Spanish Lady。但事实上,这跟西班牙没关系,最早起源是在美国堪萨斯州的芬斯顿军营。就波及程度而言,西班牙也不是最惨的。 那么为什么大家会把它称为西班牙型流感,而不是美国型流感呢?因为那会儿正在打一战、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几个主要国家都实行新闻管制,只有西班牙是中立国,放开了可劲报道。尤其是当时的西班牙国王阿方索十三世、首相和整个内阁都被放倒了,媒体兴高采烈全程直播,一来二去,大家就留下一个深刻印象:卧槽,怎么就西班牙感染了这么多人啊,干脆就叫它西班牙型流感吧。 很快这称呼在全世界都传开了,只有倒霉的西班牙人一脸黑线,坚决不这么叫。 那西班牙人怎么称呼这次流感呢?当时有一出戏剧叫《La canción del olvido》(遗忘之歌),主角是一个外号叫那不勒斯小兵的斗牛士,性格与唐璜相仿。该剧在西班牙全境热演一年半,1918年3月正好在马德里结束巡演——正赶上第一波流感抵达。 这出戏的主题歌《那不勒斯小兵》(Naples Soldier)在马德里极为流行,人人传唱。不知哪个好事者在报纸上惊叹说这流感简直就是疾病界的《那不勒斯小兵》啊,于是西班牙人遂把西班牙型流感称为“Naples Soldier”——大概怀有把祸水引向意大利人的企图吧。后世学者还一本正经地讨论这场流感和唐璜之间的关系(见图) 其实不独西班牙,当时的世界各国都憋着把命名权拱手让给仇人。比如在塞内加尔,称其为巴西流感——不知这俩国家怎么结怨的;在巴西,人们称为德国流感;波斯人称为大不列颠流感;波兰人最耿直,直接称之为“Bolshevik Disease”。 1998年,美国科学家在阿拉斯加发现一具被冻僵的爱斯基摩女尸,她生活的年代和地点,正是西班牙流感最肆虐的区域之一,死亡率高达85%。科学家们成功地从她身上提取了一些样本,希望能用现代科学手段搞清楚西班牙流感的真实情况。 1999年,一项研究成果表明,认为西班牙流感真正的策源地与扩散中心,是在法国埃塔普勒附近的军营和医院里,所以应该叫法兰西型流感才对。 毫不意外,该项成果是一个英国研究小组发表的。
【9】@posyparty 我们至少见证了两种幻灭。一是对基于监护权的政治为民和全能政府的幻灭;二是集体主义的幻灭。我们曾经放弃程序正义和自由换来的保护如今看起来极其孱弱而不公,我们让渡出的个体权利最后换来的是一个又一个遭忽视践踏歧视的活生生的人。要放下这两种幻觉,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说,都将是一次脱胎换骨式的内在革命。
来源:新浪微博 喷嚏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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