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世汇151】不知道在梦中，可否也听到了鸟的声音

chuntian @ 2020年02月23日浮世汇

疫情期间被某些媒体挪用的女性身体

这几天看到很多宣传稿，主题都是女性医生护士带着几分英雄主义上前线抗击疫情。从最开始的剪头发（从剪短到剃光头）、到挺着肚子上前线、到药物断奶、甚至流产10天上前线……一副战时动员的姿态。与之相呼应的另一面，是女性占一线抗疫医护人员超过60%（也看到另外的数据是女医生50%+，女护士90%+）的情况下，卫生巾等用品被认为是“特殊用品”被领导层一口拒绝。

写在前面，我敬佩所有的一线工作者，其中有很多女性。我期望她们平安归来。这里批评的仅仅是【拿女性的身体来做宣传的做法】。这一套宣传机制不但是对所有女性工作者的侮辱，更是对疫情一线巾帼的话语挪用。

我们看到，公共媒体在日常妇女形象描述时，对一般妇女的「常态生活」没有兴趣，否则不会有那么多大老爷们儿以为女人一天一片卫生巾足够；也很少报道表现突出优秀女性的“专业能力”和“学识技术”（参考屠呦呦等报道）。等到特殊情况，例如战时、疫情期间，女性所拥有的「性别特征」、其遭受的性别相关的「暴力」和「牺牲」却更容易被浓墨重彩地大加描写。宣传者关注的不是女性的在特殊情况下的实际工作状态，例如医术、技能和聪明才智；而是在“外形”、“相貌”、“母职”、“妻职”方面大做文章，趁机构建出符合男性中心论的叙述。

女性依靠的不是大脑和双手来坚守岗位、参与劳动、贡献价值，而是化身为子宫和乳房，成为男权叙述关于国家和民族遭受疫情的不幸命运的隐喻。“剪掉长发还能找男朋友吗”的记者提问、“男医生上前线要给妻子特写盼你回家归来”、“挺着肚子的医务工作者”、就连10天前流产这样的私生活细节（不出意外，流产2天后就可以正常工作生活）都不放过。这些盗用叙述让她们的身体和形象在舆论中成为男性建构主流价值观的绝佳场所。媒体刻意聚焦和筛选后，与乳房、子宫相关的描述刺激着主流（男性）观众，最大限度的激发普通人对抗击疫情的悲悯。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牺牲，取代了一个公民贡献专业价值的话语。也正因此，女性被尊重的也不再是她们的专业能力和个人技能，而再一次地，是她们的乳房和子宫。女性在媒体里，再一次地，被矮化物化成性别、生产、救助的工具。

在这样的特殊时期，女性的价值被抗击疫情中公众普遍的担忧而廉价地贩卖、炒作着，但主流仍然毫不关心女性劳动者的诉求和权利。正如这一次疫情中，一线工作者关于卫生巾的基本生理需求，都被放到了次要的、此等的位置。恰逢日疫情期间的普通孕妇的孕检与生育，也不在决策层安排封城、改造医院的考虑范围内。除了符合性别刻板印象认知的女医生和女护士，雷火神山工地上的建筑女工更是一个巨大的盲点。如果不是 #看见女性劳动者# 的发起，她们更是销声匿迹不曾存在一样，关于她们的叙事甚至和连性别化的挪用都绝缘。大部分媒体的镜头和笔尖永远都在“体面的”女性劳动者的衣领上摇曳着。

这暴露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一个已经被放在祭台上的女性如何把自己当做一个正常人？一个没有怀孕、不在孕期、没有流产的女医生，当她想要作为一个正常人，争取作为劳动工作者的基本权利时，发现周围的空间已经更狭窄了，没有了。她的战友剪了头发挺着肚子的形象，已经在在歌颂、称赞和欢呼声中被刻成了宣传画。“没有足够的防护能否罢工”这样的问题，在现在的环境下是如此的不合时宜，何况没有卫生巾呢！呵。尽管虚幻的病疫之痛对于一线女性工作者而言转是实际的利益损害，但「没有战袍就要徒手肉搏」对于她们而言，从未是一个可以拒绝的选择。这时，微妙的民粹主流叙事也投射在她们身上。于是，一个女人被裹挟了，她不用知道，也不必知道，她既是主动的，也是被选中的。

【2】@祝佳音

是这样的，今天看到那个甘肃给女性医护人员剃光头的新闻。我没看评论，但是料想底下会有人说 “疫情当前，长头发不利于穿戴隔离服，剃光头是为了抗疫安全。”

但这里有个误区，我们没必要事事都做到绝对，而且我们可能比较善于自我感动，一感动就把目的给忘了。长头发不方便，短头发也可以呀，短头发的话，大家还可以挑选一下自己喜欢的发型，也不难看。和美发机构合作，大家挑选自己喜欢的短发，然后换个造型，也算做得不算太绝。

目的是很重要，但不代表就不在乎手段，我们的问题往往是手段糙，你批评手段糙，就有人用目的的重要性来反驳，但这俩就不是一回事儿。当然还有一点就是代价是谁出，但这一点我不准备太展开...

你要说短头发也不行，那我觉得就不客观了，短头发的人可多了，钟南山院士就战斗在抗疫一线，也不见老院士剃秃。老院士都不剃头，医护人员何必要剃光头？

所以你到底是不是要追求 “隔离安全” ？如果是，那其实没必要剃光头。也许剃光头能增加一点便利性，但给姑娘日常生活造成的影响，我看能抵消掉便利性10倍还多。抗疫一个月后结束了，姑娘怎么办？就算情况危急，人家又不是24小时在工作，总也有生活吧？再说了，有这劲头你多弄点口罩和防护服，比头发可有用多了。所以最后想来想去，感觉领导追求的就是 “剃光头”。

剃光头，还要长头发姑娘剃。男性医护人员也不是都谢顶，如何不见剃头？可见这事儿在此时变成了一种表态式的宣传。那我觉得这事儿就很扯，一开始这么做的人肯定是出于热诚，但是被人看上了，搞成宣传手段，就不但虚伪，而且扭曲啦。视频里有姑娘在伤心落泪，而这伤心落泪也成为了宣传的一部分，就越发扭曲。

往深里说，我们太喜欢牺牲式的宣传了，自发牺牲当然高尚无比，但是用他人牺牲就下等无边。引申开一下，现在有断路的，有锁门的，有冲进人家里掀麻将桌的，这里面没有显示坚定的成分吗？我看也未必。我还有个隐忧，当你觉得用牺牲做宣传很好，而你自己又不用牺牲而只需要让别人牺牲的时候，那这牺牲可就没头儿啦。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疼，拿别人的身体牺牲当然也不耽误牺牲大评比。万一有一天有人切指明志，保不齐就有领导想让所有男性切屌以显坚定。反正他自己也不用切，但我可不想啊……

当然还有个问题，领导觉得可以对一线工作者为所欲为。不但可以让他们去拼命，还能让他们剃头，还能搞成公开处刑一般的场景，而竟然不自知，还当成功绩得意洋洋呢。

@季业

焦点不必是这些被剃头的医护们是否自愿，她们有可能是自愿的。焦点应该是，我们的官方主流话语，长期以来在选取什么、强化什么、迎合什么、又在遮蔽什么；它们在渗透什么样的价值，要塑造一个怎样的社会。把人、人的性别和器官当做祭品强行感动，而培养出的真实普遍的社会心灵则是“她不过是个打针的”。

【3】@苏鹮鹮

比起病毒是不是实验室泄露的，越来越让人感到难以接受的是微博上这些科研工作者傲慢轻薄的态度。

首先，目前为止所有对病毒实验室的质疑和对质疑的答复，都不能确定地说事实肯定是怎样。这也是大部分无论立场如何的人都公开承认的。所以问题的焦点其实在于，其他人是否有立场去质疑？

那么，一个研究蝙蝠的实验室所在地区被蝙蝠病毒莫名侵袭。上万人感染，上千人死亡，该病毒与该实验室所拥有的病毒高度相似，溯源工作未完成，传播路径尚未清晰的情况下，该实验室难道是没有义务向公众做出解释和安抚的吗？

被冤枉是会感到委屈，但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你意识到有可能被误会给其它人造成很大的痛苦和损失时，你会一直只有一种我被冤枉我委屈你蠢你坏你损害我名誉的想法吗？如果其他人失去的是生命，难道情感正常的人不应该认为，哪怕自己有所委屈，这种情绪要暂时放在一边，当务之急是为更加痛苦的事做出一个郑重的答复，对质疑有一种宽容的理解吗？

然而有些科研工作者是什么态度呢？他们集体认为：老百姓没有专业知识，只会被阴谋论吸引，素质和智商太低与世界平均水平差距太遥远，我不屑回答，你们滚。丢给你们一篇我们编译过删掉对我们不利内容的论文“辟谣”，我们真的好机智反正你们也看不懂。虽然还没有定论但是既然你们拿不出百分百证据来那就是造谣就是欺负科研工作者，我凭什么要解释我可还忙着造福你们呢。

让合理质疑真正拥有一种地摊文学阴谋论范儿的，是被质疑的人认为其他人只配拥有阴谋论，不配值得被当成平等的人看。他们的死亡无足轻重，在学者的清誉面前不值得被看到。

比较好笑的是，当他们讨论zz事件时，认为这种对人民的态度就是当政者落后野蛮的表现。而一旦换位成自己，就会情不自禁的植入相似的思维——上位者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以及对其他人敢于挑战这种优越感而爆发的巨大愤怒：“为什么不听话老老实实对你不懂的事闭嘴？”“你敢质疑我？”“你算什么东西？”

【4】@桑桑走不动

95、00后年轻一代对举国体制和集体主义有着与生俱来的好感，因为他们亲历了大国崛起的红利时期，也还没机会吃过任何瘪。

这几天的事情，让有些小孩子大吃一鲸。

有个男生最早在微博上骂别人造谣，不相信国家还能相信什么。结果自己的亲人感染后没法入院，事不关己才变成了咒骂和求救。

有学生昨天刚在李文亮的浪潮中表态“害死他的只是病毒，一切要以疫情为重”，今天发现自己的宿舍被无条件无通知征用做隔离房，马上心态就崩掉了。

这是社会给年轻人的第一课，国家主义有它光明灿烂的优势，也一定有它庞大身躯下的阴影。

当有人说出“不惜一切代价”这句话时，别急着鼓掌，也许有一天，你就是代价之一。

当棍子打到自己头上时，知道了疼，也终于理解了当年别人为什么会喊疼。

【5】@四一2020

不戴口罩的女子被铁丝系起游街；不戴口罩的一群人被绳子拴起游街；在家打扑克的一家人在派出所门口公开检讨；在家打麻将的一家人被冲进来挡获他们的人殴打……太多了。是路西法效应，你若为狱卒你也会虐囚？还是《叫魂》所说，清朝人太缺乏权力又渴望权力，太缺乏权利又不明白权利为何物，故而一有机会，立即会滥用哪怕是最小的权力？

但我们一定要明白，对他人的强制，也即对他人自由的剥夺，只是个例外。譬如言论，若无即刻而明显的危险，不可对其实施强制。对待疫情中的绝大多数言行，我们亦当如是。

【6】@季业

听到一个蛮有意思的说法：“512是80后的913，2020是90后的913。”想想自己算是60末70初那一代，我们也有自己不能说的913。很多人不知道913，913就是幻灭。幻灭之后，有些人会在废墟上重新发芽，而那些没发芽的，就就此沉寂腐烂了。

@季业

一些个人叙事里，不知是出于“客观”还是为了让自己好受，总喜欢往火里兑点水、泪里兑点蜜，为它们惋惜。很多人人品学识都出色，但总有屈原情结，悲愤和幻想都是冲着高处的，也为他们惋惜。我不提供正能量，要正能量的去找宋山木；也不提供“温和、善意、建设性”。一个人，没有百花齐放的义务。

@光远看经济

在一个群里谈及《寄生虫》获四项奥斯卡大奖，某个人说，这只不过说明奥斯卡评委的口味变了，获多少奖也否认不了这是一部烂片的事实。也许在他们看来，《寄生虫》揭露了韩国社会贫富严重分化的事实，满满的负能量。我在看的时候，也觉得结局非常残忍。但引发的思想和艺术震撼却是我们自己的电影无法给予的。一个连社会的不足都不敢正视，每天拿正能量自嗨的，确实是无法拿出震撼灵魂的作品的。

【7】@夜月客

救灾怕联邦政府的美国人

美国60%的税收都缴给了联邦政府，所以在防灾减灾中，联邦政府出资力度最大。但联邦政府一般不会直接参与，而主要以项目形式提供资金、技术和人力支持。州政府也会提供部分项目的资金支持。但最终执行是落在地方政府、民间社团、民营企业身上。这三者都可以申请联邦政府的防灾项目资金，没地位差别。

美国政府唯一拿得出手的防灾工作就是2003年启动的全国性运动“ReadyUs”，这项活动在联邦层面的执行者是国土资源部和联邦应急署，地方层面是应急办。活动包括让家庭和社区常备应急包；制定家庭应急预案；搭建各种形式的信息递送渠道。

值得一提的是“制定家庭应急预案”，这需要工作人员充分考虑不同社区的诉求。在卡特琳娜飓风发生后，很多人在接到预警后仍不愿离家，因为避难所里动物不能进入，之后，美国灾时避难所内就经常能看到专为宠物划定的区域。这是美国政府在救灾工作留下的不多痕迹之一。

美国有很多民间防灾组织，如消防团、公民团、医疗救护志愿队、协警队（无工资、志愿者）等。他们承担了社区备灾、减灾的主要任务。2001年911后，布什将国内众多组织整合在了一起，形成美国防灾救灾志愿者联盟。为鼓励民间备灾组织，联邦应急署每年都会设立备灾示范社区，颁发年度个人和社区备灾奖。在这种背景下，志愿者联盟成为民间备灾的主要力量，同时也成为美国大灾小灾救援的实际承担者。

特拉华大学灾害研究中心博士韩自强向成都全搜索新闻网介绍，通常一场灾难出现后，首先到现场的是消防团，它们负责抢救人员，联系医院送往安全地区；而到现场搭帐篷、提供医疗救助、设立临时避难所的一般是红十字会；为灾民发放食物、衣物各种物资的则是救世军（SalvationArmy）。美国主要由上述三个强大的民间组织负责救灾，它们也属于美国志愿者联盟。

对于救灾，美国各州通常不愿意接受联邦帮助，因为州政府怕接受联邦物资后，以后实施政策就会听令于联邦政府，失去自主权。卡特琳娜飓风时新奥尔良拒绝联邦救援就是一例。

韩自强表示，对部队救灾更是争议极大，不要说联邦军队参与救灾，就是各州遭灾后，州长想要调用该州的海岸警卫队都会遭到民众反对。美国民众怕政府添乱的倾向其实十分明显，表面看是怕失去自主权，究其根本原因在于，现实中政府能承担的防灾救灾工作其实并不多，也并不比民间机构专业，所以民众有底气拒绝。

【8】@武志红

常有人问：你多谈谈如何安抚人心吧。这是对心理学的巨大误解，好像心理学、心理咨询就是来安抚人心的。

心理学，是来认识人性运作规律的。这才是心理学的根本。就目前疫情形势下，最基本的一个重点是，你清晰地活在现实中吗？因为疫情真有可能会直接影响到你。

这种危机下，你产生一些难受的情绪，是完全正常的，这样你会调动更多能量，去面对更难受的现实。如果先把你的情绪安抚了，你迟钝地应对现实，这才是真正糟糕的。

精神病学中一个术语是「现实检验能力」。当一个人基本丧失现实检验能力时，就意味着他活在想象之中，因此心理咨询都变得基本没了可能，而只能使用药物治疗等方式了。

所以现在大家得问问自己，对于疫情的现实，对于因此衍生出的政策经济等现实，我有基本的了解吗？

科胡特说，有内聚性自我的人，会在情绪的惊涛骇浪中，能稳稳地站住。当你主动地掌握各种现实性信息时，这会带给你「脚踩大地」的感觉，会帮助你站得更稳一些。

现在我在微博上密集地谈论现实，因为这可能直接带来现实的改善，这比安抚情绪不是要重要太多倍？

@武志红

父母从来没有夸奖过你，那可能是因为，他们对你从来没有满意过。

父母对孩子从来没有满意过，那很可能是因为，受严重的全能自恋的驱使，心智非常不成熟的父母，希望孩子能彻底符合自己想象，可这件事不可能发生。因此，他们从来都不可能满意。

心智不成熟的人，希望整个世界都符合自己想象，于是他们看世界，看到的，都是自己想象的投影，但不符合自己想象时，就不开心。

心智成熟的人，才能尊重外部世界的真实存在。这样的父母，才能看见孩子是谁。

@武志红:这个道理可以延伸：你对他人乃至世界从未满意过，是因为你想把自己的想象强加给世界，而且期待完全符合你的想象。你不满意的级别有多高，这种期待就有多严重。

【9】@王潇_潇洒姐

写一段观后感：《中国剩女》这个纪录片的拍摄绵延了四年，像是短发律师主人公的小小传记，看完以后，会感到这都将是她自由人生的前传。可以看到婚姻观背后，她的人生里实际是城乡差异，原生家庭和知识结构很多变量在一起角力。四年之中，她渐渐意识需要摆脱的是内心无形的枷锁，独立思考后结论表达出来也越来越清晰，最重要的是，她做出了人生计划并采取了行动。

对于个人，改变自己所处的环境是改变自己的重要方法，包括地理环境，信息获取环境，思想环境。而人之所以努力进取，就是为了获得改变环境的能力。短发律师最终做到了。法国是波伏娃写出《第二性》的国家，是成熟女性充满魅力的国家，是超低结婚率的国家。我祝福她在法国会真正的快乐起来，享受当下，遇到爱情。

【10】@黄裕生-HYS

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不仅是一套由一系列外部机构组成的管理体系，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与思维方式。生活于任何一种政治制度下的人都会成为这一制度的一部分，首先就会从这一制度里习得这一制度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所以一种制度一旦被确立下来，就很难改变、突破，哪怕它不合理、不正义、不合乎健康人性。只有当社会生活发生了重要变化，并且思想观念发生了重大突破，有相当一批先行者突破了旧制度的思维方式与思维习惯，才有可能根本突破旧制度，把国家带进新形态与新时代。在所有政治制度中，最难以改变的就是极权制度。因为它是一种最封闭、最无孔不入地渗透、控制的制度。它给国民造成的极权思维有这样一些最重要特征：我的主张最正确，我的要求最正当，我的利益最重要，我的存在最优先。简单一句话：我才是唯一的中心。换一个角度说，没有真正的他人，也即没有需要我设身处地去承认、理解、思考的另一个有其自己的他人，他人只是我的陪衬，只是工具，而不是另外一个自己。尽管极大权体制下每个人都是国家的奴仆，但这样的仆人却总带着绝对自我中心的心面对世界，以致他们不能容忍任何与自己不一样的主张、观点、信仰，甚至对唯能解救他们于卑贱与牺牲之中的自由、平等这些原则大吐口水。这也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所有极权制度国家非常难以改变的原因所在。

【11】@光唯lawliet

在未来，人们不再通过语言交谈。语言意味着思考，思考意味着危险，且这种危险具有存储的性质——即使现在没有来，未来也会来。出于安全的考虑，在3533年，人们从生物实验室中培育了一种鸟，它有几百种不同的叫声，且不同鸟之间鸣叫的频率也是一致的，正好可以作为表意工具，恐惧的市民们蜂拥抢购，学习控制鸟发出不同鸟鸣声的方法，这样就可以在必要时沉默，仅仅利用鸟鸣来表达心意。几十年后，这种鸟鸣已替代了人声。

这种地下交易，后来被控制城市的元老院发现。于是他们偷偷更改了鸟鸣的几个频率，以便侦听。比如，若某人想表达同意，他养育的鸟就发出“咕”，如果不同意，鸟就发出“啾啾咕咕啾啾啾啾咕咕——咕咕咕咕——咕”。在未来，每一座房子前都有一棵树，每一棵树上都有侦听器，链接着城市中央的中心服务器，每天有无数鸟鸣被传到那里，被解析，元老院的年轻官员坐在云朵一样的沙发中探出脑袋来，听听是不是有不和谐的声音，虽然通常都是“咕”，而“啾啾咕咕啾啾啾啾咕咕——咕咕咕咕——咕”则过于刺耳，很好分辨，数量也不多。在听过了大量的“咕”之后侦听员也会感觉疲惫，据说后来都是随机抽选，看看哪一段鸟鸣不够圆润婉转。但是，元老院慢慢发现，城市中出现了许多无法辨识的新鲜鸣叫声，原来是市民们约定了新的频率。于是，一种新的职业诞生了——他们从市民的年轻一代中选了一些人当鸟鸣管理员，专门负责审查新兴鸣叫的含义。就比如我，现在正趴在一条管线上，百无聊赖地听测高低起伏的鸟鸣。有时它们低沉如愤怒之海，有时却又轻盈如温柔哨音。这是我工作的第一个年头，我还很年轻，储备了一些判断鸟鸣的方法，以便追踪鸟鸣背后那些不安分的市民，整理名单，报告给元老院。我在这里侧耳倾听，日日夜夜。而您，不知道在梦中，可否也听到了鸟的声音。

来源：新浪微博喷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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